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孫美娟 通訊員 楊婧童
在媒體融合向縱深推進的關鍵階段，基層主流媒體作為連接國家與民眾的重要紐帶，其轉型成效直接關系到輿論引導力的落地生根。當前，人工智能正深刻重塑傳媒業態，地方主流媒體如何借助技術革新推進系統性變革？帶著這一時代命題，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以下簡稱“社科大新傳學院”）師生團隊于暑期奔赴四川省德陽市，聚焦基層媒體融合發展的實踐路徑與現實挑戰，通過走訪市、縣兩級融媒體中心，與行業從業者深度座談，開展了一次兼具理論探索與實踐觀察的專題調研。
探析基層主流媒體轉型困局
德陽市是媒體深度融合的實踐前沿陣地，其市、縣兩級媒體在發展進程中，雖然面臨著共性難題，但也探索出了切實可行的創新路徑，這些實踐為全國基層媒體融合發展提供了極具研究價值的調研樣本。
啟程前，調研團隊教師、社科大新傳學院執行院長漆亞林表示，此次專項調研不僅致力于產出高質量學術成果，更注重讓學生在媒體實踐中深刻把握“主流媒體系統性變革”的內在邏輯、文化傳承與創意傳播的內在關聯、鄉村治理數字化轉型的實踐路徑，進而從深度媒介化視角觀察社會構型與國家治理的重大變遷，最終踐行“在研究中育人、在育人中研究”的培養模式。
基層主流媒體是國家輿論觸達“最后一公里”的關鍵環節，其轉型進程始終受到行政層級、資源稟賦、區域特性等多重因素的制約。為深入了解基層媒體在復雜環境下的轉型規律，探尋基層媒體轉型過程中應具有的在地探索性與生存適應性特征，調研團隊來到德陽市新聞傳媒中心及羅江區融媒體中心，希望通過實地觀察與深度交流，挖掘地方媒體在轉型實踐中的經驗與智慧。
“利他之心、敬業之心、樂觀之心、創新之心、和諧之心”，剛走進德陽市新媒體中心博物館，調研團隊就被博物館文化墻上鑲嵌著的這20個大字吸引。據德陽市新聞傳媒中心黨委書記、主任朱家可介紹，墻上的“五大精神”是他們借鑒小米、華為等大企業的企業文化濃縮而成的。“企業發展離不開優秀的企業文化，新聞中心要實現良性發展，同樣需要凝練媒體組織的靈魂與精神。”他說道。
博物館另一展區的“三星堆鼠王面具”模型同樣引人矚目。工作人員介紹，其寓意鼠王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象征傳媒人要看得遠、聽得清。
這些精神內核與文化符號的呈現，恰是基層媒體在復雜轉型中堅守初心與主動求變的生動寫照。調研團隊成員、2023級本科生喬雅雯告訴記者，“五大精神”既吸收了現代企業的管理智慧，為媒體在資源受限、競爭加劇的轉型環境中提供了精神支撐——以利他之心扎根基層需求，以創新之心突破發展瓶頸；而“三星堆鼠王面具”所象征的敏銳與遠見，則呼應著基層媒體在信息發展進程中錨定自身定位、穿透復雜表象的轉型要求，讓主流聲音既能觸達“最后一公里”，又能跟上時代節拍。
發現基層主流媒體發展新路徑
調研期間，調研團隊與德陽市新聞傳媒中心、羅江區融媒體中心相關負責人圍繞媒體融合發展召開專題座談會，參會各方聚焦基層主流媒體在融合進程中的實踐探索與現實挑戰，分享了各自的發展路徑，探討了面臨的共性困境及突破方向。
作為市級媒體融合的代表，德陽市新聞傳媒中心在戰略部署上提出“‘三步走’發展戰略”。第一步“合起來”，打破報社與電視臺的壁壘，實現人員整合；第二步“融起來”，依據未來生產單元和平臺需求，推進機構深度融合；第三步“優起來”，通過人員改革與資金分配方式優化，實現系統性變革。“這一戰略成效顯著。整合報紙與電視臺資源后，‘我的德陽’APP上線不到一年，注冊用戶突破300萬，日均活躍用戶超20萬，覆蓋本地政務、民生服務等八大板塊，獲評2025年四川省媒體融合優秀案例。”朱家可說。
區縣層面的媒體融合同樣亮點紛呈。據了解，羅江區融媒體中心自2019年成立以來，已構建起“兩微一端、一抖一報、兩臺”的多元傳播格局，年產出新聞產品達3500余件。羅江區融媒體中心主任范剛表示，該中心堅持“事業+產業”雙輪驅動，實施“融媒體中心+國有公司”的運行架構，精準對接黨政部門和事業單位的服務需求，開展宣傳推廣、宣傳片制作、活動承接等業務，有效強化了自身“造血”功能，營收能力逐步提升，今年有望突破1000萬元。
調研團隊通過對兩家媒體融合實踐的深度剖析發現，其發展路徑既呈現出基層主流媒體融合的共性規律，也折射出不同層級媒體在資源稟賦與戰略選擇上的差異化特征。調研團隊成員、2024級博士研究生王鈺涵總結調研感受認為，基層媒體的轉型實踐，為媒體融合理論提供了具有在地性的鮮活案例與經驗范式。從共性來看，無論是市級媒體還是區縣媒體，均通過重構傳播矩陣、優化組織流程，重塑了與用戶的連接，充分彰顯了媒體融合“技術賦能+機制創新”的底層邏輯，進而強化了服務地方發展與國家治理的核心功能。從差異性而言，市級媒體依托更豐富的行政、技術、文化資源及更廣闊的媒介市場，側重提升市場變現能力，同時拓展品牌外宣與區域影響力；區縣媒體則更聚焦本地化服務，精準對接基層治理的精細化需求。
這種層級化的融合實踐，豐富了媒體融合“梯度發展”的理論內涵，為理解不同行政層級媒體的發展路徑提供了差異化分析框架，也為完善基層輿論陣地建設的制度設計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參照。
然而，隨著媒體轉型進入“深水區”，改革創新的阻力也日益凸顯。調研團隊成員、2024級本科生萬芷閣表示，通過此次調研，我們發現兩家媒體中心在實踐中均面臨著深層的共性困境。從外部來看，超級互聯網平臺的強勢崛起持續擠壓主流媒體話語空間，使其面臨邊緣化風險；就內部而言，存量人才老化與新型復合人才短缺問題并存，內容生產中用戶思維、互聯網思維仍顯薄弱。
面對這些挑戰，調研團隊認為，主流媒體的系統性變革絕非單兵突進，關鍵在于推動技術與制度協同共振，破解人才、資源、觀念等深層梗阻。唯有如此，才能在轉型深水區穩步前行，為基層主流媒體的持續發展找到破局之道。在推動技術與制度協同共振方面，機制保障是核心動力。應堅持科學合理導向，構建完善的績效評估體系，將智能化轉型相關指標納入考核范疇，同時設立智能化轉型專項獎勵基金，為轉型提供強勁的內在驅動力。
激活基層主流媒體新生態
隨著人工智能技術深度融入傳媒領域，基層主流媒體的智能化轉型已成為推動媒體融合向縱深發展的核心課題。在此趨勢下，德陽市新聞傳媒中心與羅江區融媒體中心率先探索人工智能賦能路徑，在內容生產、用戶分析等關鍵環節引入DeepSeek等AI工具，有效實現了用戶規模的擴張與黏性的增強。
但是，調研團隊發現，包括這兩家在內的多數基層媒體，其AI應用實踐仍處于初級階段，技術工具的升級迭代與實際應用效能的深化拓展之間存在明顯落差。
調研團隊成員、2023級博士研究生梁一帆分析道，思想觀念革新滯后、技術基礎支撐薄弱，成為制約基層主流媒體智能化轉型的突出瓶頸。
這一判斷在基層實踐中得到了印證，羅江區融媒體中心主任范剛向記者坦言，部分老同事長期習慣傳統采編模式，對新媒體技術的接納意愿較弱，加之體制內“求穩”心態的影響，主動嘗試AI工具創新應用的動力不足，這直接限制了技術潛能的釋放。
針對上述困境，調研團隊建議從強化專業培訓與技術支撐、完善人才培育引進機制、推動經驗分享與互鑒等方面發力破解。在技術層面，需立足產學研協同創新，推動基層媒體與高校、科研機構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機制，針對轉型中的關鍵技術難題開展聯合靶向攻關，以此提升技術應用的針對性與實效性。
為促使上述建議真正落地見效，調研期間，漆亞林代表社科大新傳學院與中共德陽市羅江區委宣傳部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并共同為雙方共建的“實習實踐基地”與“國情調研基地”揭牌。調研團隊成員一致認為，這一舉措不僅讓調研團隊從基層媒體轉型的“觀察者”轉變為“參與者”，更為基層媒體智能化轉型搭建了“理論指導—實踐驗證”的雙向橋梁。未來，雙方將以兩大基地為依托，持續探索基層媒體智能化轉型路徑。這些實踐不僅能為全國基層媒體融合發展提供“德陽經驗”，更將助力打通輿論傳播的“最后一公里”，為基層治理與文化傳播注入數智動能。
調研感悟
感受AIGC技術賦能地方媒體變革
◇馬雨秋（社科大新聞傳播學院）
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AIGC賦能主流媒體系統性變革”科研項目成員，暑假期間，我有幸隨學院調研團隊赴德陽市開展調研。這次基于田野觀察的學術實踐，不僅揭示了地方主流媒體轉型的實踐邏輯，更深化了對“技術賦能”與“學術扎根”的理論認知，為理解媒介融合的中國路徑提供了鮮活樣本。
德陽市新聞傳媒中心的轉型實踐，集中展現了地方主流媒體應對時代挑戰的探索，尤其印證了制度創新在系統性變革中的核心價值。該中心負責人朱家可以“懂事早，命就差”的生動比喻，揭示了傳統媒體在平臺化時代的結構性困境——既深陷“被邊緣化”的生存焦慮，又困于“技術基因缺失”的能力短板。針對此困境，該中心構建的“12345”戰略體系，展現了將宏觀政策轉化為微觀操作的制度智慧：通過“機構—平臺—內容—產業”四維協同機制，將“媒體深度融合”的頂層設計拆解為可觀測、可評估的實踐路徑；以“新聞版/服務版”一鍵切換功能為支點，實現政治屬性與服務屬性的制度性平衡。
這種制度創新的核心在于構建“內生性變革系統”。不同于簡單的技術嫁接或模式模仿，該中心通過“五十百千萬”用戶運營機制激活組織活力，以“龍道大講堂”培訓體系重塑人才能力，形成了戰略前瞻性與路徑務實性的有機統一。這一實踐恰好印證了傳播學“制度學派”的核心觀點：媒介變革的本質不是技術迭代的自然結果，而是制度安排與技術可能性動態適配的產物。
在AIGC技術應用層面，地方媒體的賦能實踐呈現出鮮明的“適配性創新”特征，突破了對技術決定論的迷思。德陽市新聞傳媒中心以數萬元投入實現通用大模型接入，使超60%的稿件完成AI輔助生產，其實踐清晰揭示技術賦能的關鍵不在于工具的先進性，而在于與組織資源的匹配度。這種“低成本高效能”的路徑選擇，既規避了地方媒體技術研發能力薄弱的短板，又通過數據資產復用（如疫情時期“健康通”數據）降低了轉型成本，構建了在地性技術應用范式。
更深層的啟示在于“人機協同”的制度設計。該中心將AI工具使用納入采編崗位認證體系，通過制度化培訓消解技術焦慮，體現了“技術激進性”與“組織穩定性”的平衡藝術。這與頭部媒體的專用AI工具研發形成差異化對照，為理解AIGC在媒體領域的分層滲透提供了實踐注腳——地方媒體更需要標準化、輕量化的技術解決方案，而非重資產的自主研發。
德陽之行深化了筆者對學術與實踐關系的體悟。主流媒體的系統性變革本質是制度創新、技術適配與人才重塑的協同演進，而學術研究的價值，正在于從這種復雜實踐中提煉出兼具理論深度與實踐指導力的分析框架。這既是對“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的學術回應，更是科研育人項目賦予我們的方法論自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