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公共政策的課堂上，一場教學革新正在進行。當傳統課堂仍困于西方理論窠臼時，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執行院長蔡禮強領銜的公共政策教師團隊已構建起一套扎根中國實踐的“P-RACT”育人模式。這套體系把實踐根基、研究驅動、行動導向、案例鏈接和團隊協作融為一體，不僅讓政策教學真正“活”了起來，更培養了能有效應對中國治理現實挑戰的新時代人才。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首屆院教育教學獎評選中，蔡禮強團隊榮獲優秀教師團隊獎項。
P-RACT：
激活政策教學活力的鑰匙
“考試分數很高的學生，到社會上卻能力‘縮水’——這個現象讓我們痛心?！眻F隊負責人蔡禮強道出革新的初衷。這支由9位跨學科專家組成的團隊發現，傳統公共政策教學存在雙重困境：學生困于知識記憶的“紙面功夫”，教師囿于西方理論的“水土不服”。面對這一狀況，團隊歷經7年探索，總結出“P-RACT”教學方法。從2015年首次獲得全國MPA優秀教師，到2021年斬獲校級教學成果獎一等獎，再到2022年拿下省部級課程思政榮譽，團隊用扎實的育人實績驗證了這套方法的有效性。
團隊獨創的“P-RACT”模式，將抽象理論轉化為五個可操作的實踐維度。P即Practice，代表著中國實踐這一模式的起點。學生走進他們的課堂，探討的不再是西方教材中的紐約市垃圾處理案例，取而代之的是上海垃圾分類條例執行中的利益平衡、河北三河市強行換招牌事件引發的法治與公權邊界反思，以及脫貧攻堅、長江十年禁漁、南水北調這些大國工程背后的治理智慧……這些鮮活的、帶著“煙火氣”甚至“兩面性”的本土案例，成為學生理解中國治理復雜性、獨特性和內在規律的窗口。
R即Research，代表著對學生研究能力的培養。在上課前一周，學生們以4—5人小組為單位，圍繞老師給出的核心主題，自己動手查資料、找論文、搜案例。學生不再等著老師“喂知識”，而是像研究員一樣主動探究、篩選信息、提煉觀點。這種模式讓學生從“死記硬背”真正轉向深度思考和獨立研究。
A即Action，代表著學生真正行動起來，學習過程成為能力鍛煉提升過程。這不僅指學生在課前真正參與預習和準備，還意味著在課堂上每位學生都是“C位”。蔡禮強團隊要求每個小組成員必須走上講臺，面向全班分享他們的案例研究成果。學生們從最初的羞澀緊張到敢于表達交流，溝通、表達、臨場應變能力得到了實實在在的提升，這種能力不僅在課堂展示中體現，更能遷移到學生未來參與的社會活動和工作中。
C即Case，指課堂的推進以具體的案例作為鏈接。小組課前尋找案例這一環節，蔡禮強認為，要找有沖突、有故事、有深度的案例，不能是一看就知道答案的。通過案例，學生們把理論和實踐真正連接起來，真正實現了知行合一。
T即Team，意味著學生要學會在小組合作中共同成長。從找選題、查資料、進行案例分析到做課堂展示，這門課的學習不再是“單打獨斗”，而是要組成一個共同努力、共享成果的命運共同體。
研究性教學
與課程思政的價值共振
在“P-RACT”模式下，學生的內在動力得到了激發，從被動學習、消極應付轉變為主動學習、積極投入，從被動接受知識的容器轉變為研究的主體。雖然初期有學生會覺得任務繁重，但隨著過程的深入，他們親身體驗到這種深度參與式學習帶來的巨大收獲和成長，學習積極性自然而然得到了提升。同時，這種主動學習的能力也為學生未來的學術研究和職業生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例如，參與本門課程學習的學院本科生團隊憑借扎實的案例分析能力在全國大學生公共管理決策模擬大賽（華北賽區）中獲得特等獎。
此外，“P-RACT”模式更是將研究性教學與課程思政進行了深度融合，讓課程思政不再是枯燥的說教，而是變成學生在日常學習中不斷探索的寶藏。蔡禮強認為，在“P-RACT”模式下，價值觀引導不是外加的“調料”，而是從案例研究中自然流淌出來的“原味”。他舉了一個生動的課堂實例：一組學生選擇“脫貧攻堅”政策作為案例開展研究，學生們自己動手，從2015年黨中央發布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到2020年決勝脫貧攻堅，再到2021年宣布脫貧攻堅取得勝利，梳理了我國脫貧攻堅戰的整個過程并自主總結出中國脫貧攻堅的特點：目標導向性強、精準施策、資源集中監管、嚴格階段性制度與制度性結合、多元參與……更重要的是，他們自發地提煉出了核心關鍵——黨的領導核心作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當學生通過自己的研究，理解了為什么“西方搞了幾十年向貧困開戰卻效果不彰”，而中國卻能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都不能少”的壯舉時，那種對國家治理模式優勢的認同，是發自內心、根深蒂固的。
可以說，在“P-RACT”模式中，知識傳授、能力培養與價值觀塑造三大環節同步運行，潤物無聲，讓學生不僅懂了知識、會了分析，更從心底信了中國道路的力量。
持續構建本土化
公共政策知識體系
解決了“教什么”和“怎么教”的問題，蔡禮強團隊認識到，要想徹底解決當前公共政策教育面臨的西方理論主導、脫離中國實際的根本問題，必須構建起植根中國土壤的、系統化的本土公共政策知識體系。這是一場需要魄力和毅力的“長征”。
蔡禮強認為，構建本土化公共政策知識體系必須以中國獨特的治理體系為根基。例如，分析中國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要將其放置在中國“以黨組織為中軸、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治理體系”這一大背景之下，從中國獨特的政治體制、社會制度、文化傳統等多個維度深入剖析，才能全面理解其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和機制。反之，如果從西方公共政策施行的特點來探索，根本無法得出符合中國實際的研究結論。
蔡禮強坦言：“比起按固定教材授課，新模式的施行難度是呈幾何級數增長的?！币驗樗粌H要老師打破教材束縛、融會中西理論，更要深耕本土，進行大量的原創性研究。但他和團隊有底氣，這種底氣來自多年扎根中國實踐的深厚積累，來自課堂上學生積極反饋和顯著成長帶來的鼓舞，也來自申報表中記錄的多項國家級以及省部級課題的階段性探索成果。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