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紹】趙海，男，1977年1月生，歷史學博士。2025年6月破格晉升研究員。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世界經濟調研》編輯部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全球戰略智庫國際政治研究部主任，兼任新興經濟體研究會理事、中國國際經濟關系學會理事。主要從事美國政治、中美關系和中國對外戰略研究工作。在《美國研究》《國際經濟評論》《國家治理》《人民論壇》等期刊發表多篇學術論文。參與撰寫大量內參報告，曾獲中國社會科學院優秀對策信息獎50余次，其中，特等獎3次、一等獎13次。主持和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項以及有關部委多項課題。擔任中國國際電視臺“對話”“欣視點”等欄目特約評論員，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今日中國”“國際銳評”等欄目特約嘉賓。
■趙海 受訪者/供圖
《中國社會科學報》：首先，請簡要介紹您的學術經歷和研究方向。
趙海：我的父親是歷史學者，也是軍人。我從小耳濡目染，被歷史、政治和軍事類別的故事深深吸引。后來，我追隨父親的志向，到北京大學學習歷史，并選擇了世界歷史學專業。在北京大學，我受到當時較為前沿的現代化理論影響，決定研究近現代亞洲太平洋歷史，并接受了較為系統的歷史學理論與研究方法訓練。碩士畢業后，我赴美國芝加哥大學，跟隨國際關系史學教授布魯斯·卡明斯攻讀博士學位。在美國期間，我對美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產生興趣，先后踏足數十個州，并在華盛頓的智庫進行短期工作，了解了美國政治經濟體系的運轉情況。回國后，我先在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從事國際關系研究，之后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從事國際戰略和中美關系研究。目前，我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全球戰略智庫國際政治研究部主任，以美國研究為基礎，廣泛涉獵地緣政治與戰略領域，聚焦大國博弈與對策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問您是通過何種方式破格晉升職稱的？能夠順利破格，您在哪些方面取得了創新性成果或作出了突出貢獻，有哪些經驗做法和體會？您認為職稱破格政策在青年學者成長過程中發揮了什么作用？
趙海：我是通過特別貢獻破格方式晉升的。近年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外部環境日益嚴峻復雜，黨和國家對智庫對策研究高度重視。我以國際關系理論和歷史研究方法為基礎，努力探索提高對策研究能力的路徑，在智庫工作中作出了一定貢獻，并在對美輿論斗爭中表現突出，也因此獲得特別貢獻破格晉升研究員的機會。這一經歷可以讓其他青年學者意識到，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可以學以致用，只要在服務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為人民做學問方面盡心竭力，就能得到認可。對我而言，能夠發揮自己多年在美國學習生活累積的經驗和學識，做些有意義的工作，并順利晉升職稱，是對我人生價值的肯定，也是對我未來工作的巨大鼓舞。
《中國社會科學報》：服務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天職。作為優秀青年學者，您認為如何才能更好地服務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
趙海：我深刻認識到，最重要的是堅持正確的“四觀”，增強研究中的“三性”。
所謂“四觀”，即世界觀、歷史觀、大局觀、角色觀。從政策研究角度看，這“四觀”可以分成兩組。“世界觀”和“歷史觀”要求我們在研究中不拘泥于一時一事，而是以扎實的理論研究為基礎，將世界范疇內的空間與歷史范疇內的時間作為坐標系，定位學術視野。“大局觀”和“角色觀”則意味著政策研究不是從“絕對中立、超脫”的視角看待問題，而是要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局出發，找準中國的角色定位，為黨中央獻計獻策。“四觀”渾然一體、不可偏廢，否則要么研究無根，要么對策失焦。
所謂“三性”，即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這“三性”在智庫工作中尤為重要。“系統性”意味著必須打破學科壁壘，以問題為導向進行跨學科綜合研究。“預見性”不是盲目猜測，而是要在多重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從研究對象的本質和規律出發作出明確的判斷。“創造性”不是標新立異，而是能夠從歷史中得到經驗教訓，開辟新的思維和路徑。充分增強工作的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才能推進智庫工作高質量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報》：請您結合自身經歷，談談如何實現有組織科研與個人學術研究相互融合、相互賦能的良性互動格局。
趙海：當前，大量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依靠個人的邏輯推理和思辨能力，運用定量和定性方法開展研究，與自然科學以團隊為基礎的研究范式有很大區別。隨著研究課題日益跨學科化、復雜化，以及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的巨大變化，包括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哲學社會科學已經無法繼續“單打獨斗”。僅憑個人學術研究很難在復雜多元的政策研究領域取得令人滿意的成果，也很難為黨中央提供有價值的決策參考。
同時，有組織科研并非把不同專長的研究人員放在一起就能成功，而是需要有組織能力的人才按照課題需求統籌推進。如果沒有領軍人物帶領團隊分工協作，就會拖慢研究進展，降低工作效率。在工作中，我特別注意學習借鑒國內外同類智庫的組織方式，精心選取科研團隊核心成員，既注重學科背景差異化、老中青相結合等，又注重激發團隊成員合作研究的熱情。同時，我在有組織科研中學習借鑒老一輩學者的學術積淀與治學經驗，以及青年學者的研究新方法，使集體研究和個人研究能夠相輔相成。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助力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過程中，您擬從哪些方面努力，實現學術研究的新突破？有何具體打算？
趙海：在國際學術交流中，我反復遇到的一個問題是，中國式現代化如何才能實現。如果不能回答好這個問題，就很難理解并對外闡釋中國的外交原則、立場與行動。因此，在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過程中，我希望對中國式現代化理論有更深入的研究，并在學理上有新的突破。
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不能閉門造車，尤其是在國際學術交流中不能自說自話。一是對西方主流理論，要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去其糟粕、取其精華，這樣才能構建令人信服的自主性理論。二是要通過歷史比較，尋找西方國家現代化的共性和中國式現代化的特殊性，從古今中外的比較中提煉出中國的自主知識體系。三是從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凝練中國原創性理論。這要求我們在大國博弈和國際體系深刻變革的時代，積極投身國際學術交流與調查研究，以鮮活的“中國故事”和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為支點，在國際戰略領域逐步形成中國理論。
《中國社會科學報》：作為已破格晉升職稱人員，今后您將如何影響和帶動更多青年學者，為落實“三項共識”、推進“兩鎮（陣）一平臺”建設貢獻智慧和力量？
趙海：我將以身作則，帶頭落實“三項共識”、推進“兩鎮（陣）一平臺”建設，并落實在以下行動上。
一是積極引導青年學者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和學術導向。我將始終牢記“中國社會科學院是以科研為中心工作的政治機關”，在與青年學者合作過程中鼓勵大家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不計個人得失，在不斷推出高質量學術成果的道路上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同時，以我個人的成長經歷引導青年學者提高政治站位，潛心研究具有基礎性、前瞻性、戰略性意義的重大問題。
二是主動與新入院青年學者分享對外學術交流經驗。我入院以來，借助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國際學術交流平臺，已出訪過全球20多個國家，進行了上百次對外學術交流，積累了一定經驗。我將把自己的經驗分享給新入院青年學者，幫助他們克服語言文化差異、學術對話難點，提高國際交流能力，協助院有關部門打造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學者“代表團”。
三是努力拓展智庫學術網絡，協助青年學者熟悉政策研究的重點方向與寫作要領。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全球戰略智庫是國家高端智庫，每年承擔大量研究任務，是鍛煉全院學者特別是國際問題研究領域青年學者的重要平臺。當前，我們存在時間緊、任務重，但缺研究力量、少創見的現狀，亟須青年學者快速成長，敢挑大梁。我將努力創造條件、搭建平臺，邀請有經驗的國際問題專家向青年學者傳授研究心得和寫作技巧，并組建面向青年學者的討論組、分享會，幫助大家盡快成長為能夠獨當一面的政策咨詢專才。
《中國社會科學報》：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深刻影響、改變學術的研究趨勢和面貌。請結合您所在的學科領域，談談如何積極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創新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趙海：就國際戰略研究和智庫工作而言，需要創新研究方法才能跟上時代步伐，做到政策研究的綜合、全面、即時、準確。人工智能技術日新月異，已經滲透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方面面，國外智庫大量使用人工智能技術全方位協助政策研究的推進，我們也亟須積極利用這一新工具，發揮其潛能。
目前，可在兩個方面采用人工智能技術輔助完成科研任務。一是將人工智能技術積極應用到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的院級重點實驗室“世界經濟預測與政策模擬實驗室”。該實驗室已運行兩年多，實驗室構建的世界經濟與政治專業大模型不斷進化，將人工智能技術積極應用其中，可以深度融合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的監測與預測，對研究中美政治安全、經貿科技、供應鏈和金融等領域的重大問題大有裨益。二是設立面向青年學者的專門研究項目，培養擅長使用人工智能技術的青年學者，鼓勵他們深度利用人工智能技術進行開源信息搜集、跨學科模型建構和即時性對策研究，培養一批能夠駕馭人工智能技術的新型研究人才。
（人事教育局/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