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選（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各少數民族在我國歷史、文化的發展進程中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且在不同歷史階段都留下了多種文字書寫的民族文獻，不僅為我國的語言文化寶庫增添了重要內容，更是我國特有的文化遺產。通過保護、搶救、搜集、整理、翻譯、研究民族古籍，最大程度地對其進行保護傳承，有助于全面展現和弘揚中華民族悠久而豐富的文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增強民族文化自信、培養民族自豪感。
中原經典傳譯推動文化交融
文獻資料表明，中原傳統文化呈放射狀逐步拓展延伸到邊疆地區。在敦煌、吐魯番等地，有大量的《千字文》《周易》《開蒙要訓》《論語》等寫本、抄本，亦不乏以多語種文字譯寫傳抄，或是整部、整篇，抑或是節選節譯。此外，敦煌、吐魯番等地出土的回鶻文、察合臺文、蒙古文等文獻中，亦有大量的世俗契約文書，其風格與漢文文書一致。例如，起首的年月日、整體行文固定格式等。值得一提處，古漢文書籍沒有句讀，詞與詞間亦不分開，而大量的漢源經典被譯成多種文字，并在西北邊陲廣傳，這完全依靠譯者或讀者的漢語水平及語言認知，足可見漢語、漢文及其承載的華夏文化乃是邊疆民族學習、借鑒的主要對象，而所謂的“漢化”“東風西漸”等，皆是中華民族內部文化的交流互動及融合升華。
存在大量語言互嵌現象
敦煌出土的回鶻文文獻中存有大量回鶻文中夾寫漢字的現象。其中以Or.8212（108）號寫本第34a頁的《俱舍論頌疏》尤為代表，在短短13行的內容里，竟夾寫了127個漢字，并與回鶻文完全相融，且無須任何注釋。通過這些夾寫的漢字及其句中的語法結構變化、詞綴的靈活搭配等可見，漢語對于回鶻語已經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不只是作者，讀者若要讀懂，首先亦須理解這些漢字，方能從語義層面理解該文；又如《說心性經》中，“心”字作為其核心要素之一，通篇出現漢字“心”計有132個，更是反映出漢字在回鶻僧眾中的重要性。
除了文字以外，漢語對回鶻語的語音、詞匯及句法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如早期的碑銘文獻中有19個輔音，而在回鶻文文獻時期，則增加了/v/、/x/、/z/三個輔音。這三個輔音通常用于漢語借詞中，如“封”“番”等。其次，漢語對回鶻語詞匯系統亦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存世回鶻文文獻主要以佛教文獻為主，兼有世俗文書、文學等，其中存在大量漢語借詞。這些借詞除宗教詞匯外，如
等，還包括一些日常詞匯，如
等，甚至還有元代特有的敦煌俗字，如
，即“菩薩”，系敦煌文書中常見的“合文”。此外，亦不乏與職官稱謂等有關的，如tutuq“都督”、
、
“博士”等。這充分體現了回鶻地區對于中央王朝的仿習及中原文化對于邊疆民族地區的文化向心力。
漢史典籍中民族文化兼收并蓄
在我國5000多年文明發展史上，曾先后有許多民族登上過歷史舞臺，并經過漫長的分化與交融，最終形成了今天的56個民族。秦漢以來，隨著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概念逐步形成，同時伴隨著秦朝的“車同軌，書同文”，漢朝的“互市”等，極大地促進了中原與周邊地區的經濟和貿易發展；中原王朝史家們亦開始重視邊疆民族史志的撰述，如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范曄的《后漢書》等，皆可謂頗有成就的早期通史或斷代史史書，其中均有邊疆民族史志的記述，亦不乏用漢字記民族語音，為了解中古漢語的音韻及還原古代民族語都提供了重要的文獻價值。而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也有回鶻、蒙古族、滿族等一些少數民族創造了本民族文字，并留下了豐富的古籍文獻，對研究各民族歷史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亦有重要的史料價值。近來又有學者對其中的專門史進行了析出與疏證，如劉美崧《兩唐書回紇傳、回鶻傳疏證》，廣泛收集和利用有關回紇歷史的原始材料及參考文獻，可謂是為研究唐代回紇、回鶻史的學者們提供了一部完整客觀的資料。這不僅是我國古籍整理中的基礎性工作，亦是一件對于回紇史進行學術考究的工作。又如陳世明等編著的《二十四史西域史料輯注》，將史籍中有關西域資料輯錄出來，并進行校注。其時間跨度之長，上起夏商周三代，下迄明朝；其所涉內容之廣，凡與西域的政治、經濟、文化、地理、民族、民族往來、風土人情有關的，以及中央王朝與西域地方政權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關系和中央王朝治理西域的具體措施等內容有關的片段、篇章，皆匯集其中，并加以相關考訂注釋。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這一套資料匯編，對于研究西域史事半功倍。
多語種合璧形成文化認同
公元9世紀中葉，西遷新疆建立高昌回鶻王國的回鶻人開始廣泛使用以粟特文字母為基礎創制的回鶻文，成為當時新疆、中亞地區通行的文字。至15—16世紀，回鶻文逐漸被察合臺文取代，并最終退出歷史舞臺。迄今為止，傳世的回鶻文文獻種類多樣、內容廣泛，既有元代漢文和回鶻文合璧的《亦都護高昌王世勛碑》、元代六體文《居庸關石刻》等碑刻、石刻文獻，又有明代漢文和回鶻文對照的《高昌館課》等公文集，以及回鶻文契約文獻、回鶻文醫學文獻留存于世。這些文獻是研究回鶻社會文化、回鶻與其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珍貴材料。蒙古文字是借用回鶻文字母創制的拼音文字，元明時期（13—17世紀初期）的蒙古文字在其字符、筆畫、書寫規則上與回鶻文字非常相似，可稱為“回鶻式蒙古文”。元明兩朝多用于官廳文書、牌符及各類碑文的撰寫，并遺留下《孝經》等少量元代譯刻本殘頁，以及明代蒙古文和漢文合璧的《華夷譯語》等分類詞匯書。其中，《華夷譯語》是明代漢人學習蒙古語言文字而編的工具書，是漢蒙兩族文化交流之有力證明。元代另一種官方文字乃為參照藏文和梵文字母創制的八思巴蒙古字，以此拼寫蒙古語、漢語、回鶻語、藏語、梵語等多種語言，試圖達到“譯寫一切文字”的目的。傳世的八思巴文獻種類多樣，主要有詔書、玉冊、宣敕、禁約榜、牌符、印章、碑刻、墨書、題記、花押、錢幣以及少量的圖書和部分寫本文獻殘頁、殘片等。其中，拼寫漢語的八思巴蒙古字文獻資料數量可觀，是研究元代漢語音韻的必要資料。元亡以后，八思巴蒙古字逐漸被廢棄。但在元代西藏，一種仿照八思巴蒙古字字形，并專門記錄藏語的八思巴蒙古字變形體一直沿用至近代，在清代一些蒙旗札薩克衙門蒙古文檔案、寺院蒙古文檔案文書中還可以找見此種衍生于八思巴蒙古字的變形體文字鈐印，是研究藏文演化史、民族文化交流史的寶貴史料。近年來，大量清代及民國時期的漢、蒙、滿、藏文等多語種檔案文獻陸續得以整理出版，且基于檔案文獻的新研究成果亦不斷涌現，繼而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民族地區歷史文化研究的繁榮發展，亦是推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走深走實的史料支撐。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回鶻文《八陽經》整理及圖文語料庫建設”（24VJXG063）階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