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立晟（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2025年，中國經濟運行的總體態勢可以概括為“先揚后抑”。上半年，受前期逆周期政策延續作用影響，經濟延續了回升向好的態勢。宏觀層面看，消費、投資和出口“三駕馬車”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政府一系列穩增長舉措，包括擴大有效需求、推動房地產市場企穩、改善資本市場預期等，都在短期內產生了積極效果。2025年上半年，實際GDP增速達到5.3%，為全年增長奠定了堅實基礎。
但下半年，經濟增長再度出現放緩跡象，部分指標回落較為明顯。10月，制造業PMI生產指數降至榮枯線以下，需求端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也有所下降。這表明去年四季度以來的刺激政策效應正在逐步消退。2025年前三季度，GDP平減指數累計同比增速約為-1.0%。2025年1—11月，我國對外貿易順差為1.08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總體上看，當前經濟呈現出生產強于需求、外需強于內需的結構性特征。
造成內需疲軟的原因較為復雜。一方面，消費補貼政策邊際效應遞減，居民消費意愿下降；另一方面，企業普遍面臨成本上升、需求不足的雙重壓力，投資積極性受到抑制。同時，房地產市場仍在調整，銷售和投資數據未見明顯好轉，對上下游產業鏈的帶動作用有限。財政收入恢復速度較慢，一些地方基建項目推進受限。供需不平衡也使物價水平持續低迷，CPI和PPI多數時間同比為負。這不僅反映了需求不足，也說明產業鏈部分環節競爭激烈。
總體而言，中國經濟仍處在結構調整與動能轉換的關鍵時期。短期政策的確帶來了回穩，但深層次結構性矛盾依然存在，比如消費潛力釋放不足、投資效率偏低、地方財政壓力較大等。
近年來，中國經濟的科技化轉型步伐明顯加快。科技創新正在取代傳統的投資驅動和要素投入，成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力量。人工智能領域的發展尤為突出。2025年初，以國產大模型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取得了實質性突破，推動人工智能在產業升級、消費服務、社會治理等方面的廣泛應用。國務院印發的《關于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的意見》提出，要推動人工智能與科技創新、產業發展、消費提質、民生改善等6個領域深度融合。這標志著科技創新正在成為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支撐。
機器人產業也發展迅速。國際機器人聯合會的數據顯示，中國已連續多年成為全球最大的工業機器人市場，2025年前九個月產量同比增長近30%。機器人在制造、物流、醫療、教育等多個領域加快滲透，為產業結構升級提供了堅實支撐。與此同時，在半導體領域，中國在面臨外部技術封鎖的情況下依然保持高強度投入。芯片設計、設備與材料體系逐步完善，正為中國經濟注入新的增長動能，也成為抵御外部沖擊的重要力量。
從宏觀結構變化來看，中國經濟的產業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調整。截至2024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達到56.7%，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第二產業占比為36.5%，第一產業降至6.8%。這種“服務化”趨勢也反映在就業結構上。2023年，服務業吸納就業人數已接近全社會的一半，成為穩定就業的重要支撐。2024年，制造業內部結構升級顯著，高技術制造業和裝備制造業增長分別達到8.9%和7.7%。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中國制造業正逐步向智能化、高端化方向轉型。
推動這一轉型的根本動力來自科技創新能力的提升。2024年，全國R&D經費投入強度達到2.68%，經費總量突破3.6萬億元；發明專利授權超過100萬件，全球創新指數排名升至第11位。教育層面，勞動年齡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超11年，這為創新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資本支撐。創新體系的完善，使科研成果能夠更快地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推動經濟增長質量的提升。
從國際比較看，中國的人均GDP已超過1.3萬美元，正處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階段。20世紀70年代的日本、80年代末的韓國在類似階段實現了產業結構升級，成功進入發達經濟體行列。而拉美和部分東南亞國家雖然一度實現了工業化，卻未能完成向高附加值產業的升級，長期停滯在中等收入水平。成功的經驗表明，產業升級與科技創新是跨越陷阱的關鍵。日韓兩國在工業化后期及時轉向以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的發展模式，特別重視教育和研發投入，實現了制造業的高端化與服務業的現代化。
相比之下，中國面臨的轉型環境更加復雜。一方面，高端制造、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領域快速崛起，為經濟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部分傳統行業仍然吸納大量就業，對外部需求依賴較高。同時，國際貿易格局變化、技術封鎖升級、地緣政治摩擦等外部因素，使得我國轉型面臨的挑戰遠超當年的日韓。此外，中國的人口老齡化速度更快，“未富先老”的特征更加明顯，這也要求我們在產業政策和社會政策上提前謀劃。
產業轉型不僅重塑了經濟結構，也對資本市場產生了深遠影響。歷史經驗顯示，在結構轉型期，資本市場往往會出現明顯的行業分化。日本、韓國在結構轉型完成后，資本市場均迎來了一輪牛市，而在此過程中新興產業往往會展現出更大的彈性。中國目前的資本市場正呈現類似特征，這反映出投資者信心正逐步向科技創新和高端制造等新經濟領域集中。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這種分化可能持續存在，并與產業政策的導向更加一致。
當然，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也伴隨著多重風險。一是外部環境的復雜性。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發達國家對關鍵技術的出口限制更加嚴苛，使中國高科技產業的國際化進程面臨障礙。二是債務風險。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和房地產相關風險仍需高度關注。三是物價壓力。有效需求不足與結構性供給過剩并存，企業盈利受擠壓，居民消費信心偏弱。四是就業結構性矛盾。產業升級導致崗位錯配，新興產業對技能要求提高，青年就業壓力上升，而部分傳統行業勞動者再就業困難。
面對這些挑戰，宏觀調控必須在思路和工具上不斷創新。短期穩增長與中長期調結構并非對立，而是相輔相成。穩定的短期增長是長期轉型的必要前提。若放任增速過快下滑，長期潛力也將被削弱。因此，逆周期調節仍需保持力度，且要更加注重精準性和協調性，政策目標應同時關注實際GDP與名義GDP增長。貨幣政策方面，應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推動實際利率下降，暢通貨幣傳導機制，強化對實體經濟的支持；財政政策則應更加積極精準，重點支持科技創新、民生改善和擴大消費。
結構性改革必須持續深化。宏觀政策可以穩定預期，但不能替代改革。未來改革的重點應包括：構建有利于原創創新的生態系統，讓市場在技術路線選擇中發揮更大作用；推動房地產市場形成新模式，逐步擺脫對土地財政的依賴；破除勞動力流動的體制障礙，實現更高層次的動態匹配；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特別是養老與醫療保障，增強居民消費信心。
總體來看，中國經濟已進入結構轉型的深水區。新舊動能轉換帶來了短期陣痛，也孕育著長期機遇。“十五五”規劃建議指出，從國內看，一方面，我國經濟基礎穩、優勢多、韌性強、潛能大，長期向好的支撐條件和基本趨勢沒有變；但另一方面，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國內大循環存在卡點堵點；新舊動能轉換任務艱巨等問題仍有待解決。我們既要保持戰略定力，又要在穩增長、防風險、促改革之間找到平衡。通過深化開放、激發創新、優化制度環境、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和新質生產力，中國經濟有望在未來十年實現新的躍升，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