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錦（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為“十五五”乃至更長時期的國家發展擘畫了宏偉藍圖并作出重要判斷：我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復雜變化，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這一判斷在全球宏觀圖景中得到了充分印證，尤其體現于兩大結構性力量的交織演進中：一是人口結構的深刻轉型，二是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這兩股力量不僅重塑著中國的內生發展動力，也在深層次上定義了未來國際競爭尤其是中美長期戰略互動的基本背景。
人口結構深刻轉型：
數量紅利向質量紅利的邁進
人口是國家發展的基礎性、長期性變量。當前，我國正經歷一場規模巨大、速度迅猛的人口結構轉型，其核心特征是從傳統的“人口紅利期”向“深度老齡化社會”快速演進。這一轉型不僅直接約束潛在經濟增長率，更對社會保障體系、公共財政可持續性與社會治理能力構成系統性考驗。具體而言，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總量已進入下降通道，這對供給側的勞動力要素投入形成硬約束；同時，老年撫養比快速攀升，養老金支出與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需求持續擴大，給財政體系與社會政策帶來長期壓力。在經濟社會層面，老齡化往往伴隨社會整體風險偏好趨于保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創新創業活力。未來一二十年，規模龐大的老年群體將持續考驗我國在醫療、康養、社會保障等領域的公共資源配置與治理效能。
與此同時，我國人力資本結構正處于積極的轉型進程中。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穩步提高，高素質勞動力規模持續擴大，標志著“人口質量紅利”正在逐步接替“人口數量紅利”成為支撐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然而，存量差距依然不容忽視，我國在人力資本積累上仍面臨“追趕”任務，并且更應關注如何在人口總量達峰后，通過教育體系改革與終身學習機制構建，進一步釋放人力資本質量效益，真正實現從“人力規模優勢”向“人力質量優勢”的系統性跨越。長期以來，美國利用其移民體系的“動態調節”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老齡化進程，并通過匯聚國際人才為創新生態持續注入活力，當然，移民也引發了社會融合挑戰與國內政治分化，其人口結構的長期穩定同樣受制于內部治理效能。中美在人口規模、轉型速度與發展勢能上的差異，構成了兩國長期戰略競爭的重要背景。中國的應對之路是必須立足自身國情，堅持內部挖潛與質量提升并重，推動制度創新與全球人才資源利用相結合。
人工智能的興起和科技革命在人口趨勢性轉變中形成了重要的結構性窗口，“機器人紅利”對傳統“人口紅利”的替代蘊含著歷史性機遇。但更值得關注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系統性地重構人力資本的內涵。在新科技范式下，以受教育年限為代表的靜態知識積累指標的重要性逐漸下降，而持續學習能力、適應性創新與人機協同素養等動態能力的作用日益凸顯。這意味著國家間人力資本競爭的核心范式正在發生深刻轉變。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強調“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的戰略方向，如何實現高效、精準且可持續的投資已成為關鍵命題。這需要推動教育體系的系統性重塑，強化產業層面的人力資本經營，提升社會層面“投資自我”的廣泛共識，并布局面向未來的戰略性人才培養結構。未來國家的比較優勢，將不僅取決于人力資源的靜態存量，更取決于誰能率先完成教育與培訓體系的適應性轉型，構建起能夠持續培育、迭代和再生適應新技術、新經濟形態的勞動力供給機制。在這一過程中，制度創新的速度與質量，將直接決定我國能否在人口結構轉型與科技革命交匯的關鍵時期，將潛在的人口質量紅利轉化為高質量發展的持久動能。
科技革命的雙重博弈：
戰略機遇與結構性挑戰并存
與人口結構轉型幾乎同時發生的新一輪科技革命，為中國應對老齡化挑戰提供了歷史性機遇，但也帶來了深刻的經濟社會沖擊。中國在應對老齡化問題上，恰逢一個關鍵的時代背景：以人工智能和自動化為代表的科技革命，正深刻重塑生產函數，重新定義勞動力在經濟系統中的價值。這一變革為中國探索以“機器人紅利”和“智能紅利”有效對沖“人口紅利”消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構建以先進制造業為骨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正是這一戰略思路的核心體現。通過技術全面賦能，不僅能大幅提升存量勞動者的生產效率，更有望催生全新的經濟業態與高質量就業崗位，從而系統性地重塑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
然而，科技革命本質上是一個熊彼特式的“創造性破壞”過程，其帶來的結構性沖擊不容忽視。在創造新就業形態的同時，技術迭代必然加速部分傳統崗位的消亡。但可以確定的是，轉型過程中出現的結構性失業問題，將對勞動力市場韌性、收入分配公平與社會穩定構成現實考驗。與此同時，隨著人工智能向經濟社會各領域深度滲透，數據安全、算法治理、人機協作等新型治理議題日益凸顯，如何有效駕馭這場全局性變革，建立具有前瞻性的制度框架、確保技術紅利實現廣泛共享，已成為各國共同面臨的治理命題。
在此輪全球科技競賽中，中國展現出獨特的系統性優勢，主要體現在科技創新閉環與全球戰略協同兩個層面。一方面，中國已穩步邁入世界科技大國行列，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前沿領域形成與美國并駕齊驅的創新能力。更為關鍵的是，中國擁有超大規模的應用市場與全球最完備的產業體系作為支撐。這種“科技研發—產業轉化—市場應用”之間形成的正向反饋機制，推動技術快速迭代與商業模式創新，構建起許多國家難以復制的動態優勢。以移動支付和新能源汽車為例，海量用戶迅速普及的過程，不僅催生了平臺巨頭和行業領軍者，更在應用過程中形成了規模龐大、維度豐富的數據資源。這些數據持續反哺技術研發，推動形成需求牽引、數據驅動、敏捷響應的新型創新范式。中國產業集群所兼具的完整性為科技成果的快速產業化和規模化提供了堅實基礎，這使其區別于研發能力強但產業空心化的國家，也不同于制造基礎扎實但創新能力不足的經濟體。
另一方面，中國堅持開放包容的全球化戰略取向，通過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展倡議等多邊框架與不同區域和國家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建立起緊密的經貿與技術聯系。這不僅為中國的技術和標準開辟了新的應用空間，更重要的是，通過幫助伙伴國構建數字經濟的基礎，為未來培育了共享共贏的市場與生態體系。這種以互聯互通、能力共建為特點的科技合作模式，與美國推行的“技術脫鉤”和產業收縮戰略形成鮮明對比，使得中國的科技發展能夠更深地融入全球經濟的增量創造進程，展現出更具包容性與可持續性的發展路徑。
回應時代課題
構建自主知識體系
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一個階梯式遞進、不斷發展進步的歷史過程。當前，中國正處在從上中等收入邁向高收入階段的關鍵躍升期。世界發展的歷史經驗反復證明，這一時期往往面臨更嚴峻的結構性矛盾。經濟發展動力必須完成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換，社會治理也面臨著日益增長的公共需求與有限資源之間的張力，不少國家因未能有效應對而陷入波動或停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經典的發展經濟學理論，無論是側重資本積累的增長模型，還是強調制度變遷的新制度經濟學，大多是在分析戰后追趕型經濟體在“人口紅利”窗口期如何實現工業化。中國所面臨的人口結構轉型帶來的內生壓力與全球科技革命提供的外部機遇相互交織，是經典教科書都未曾預見和系統闡述過的復雜課題。這種壓力與機遇的相互交織帶來了現有理論框架的“解釋力赤字”，也形成了學術界的歷史機遇。
中國的實踐為回答這些問題提供著第一手的、規模龐大的經驗素材，這要求我們必須超越傳統思維定式，扎根中國改革發展的豐富實踐，回應現實關切，完成從“用世界理論解釋中國”到“以中國實踐建構新理論”的歷史使命。將中國鮮活的實踐經驗進行提煉、抽象和體系化，形成具有學理深度和普遍啟示價值的概念、邏輯和范式，在系統求解“中國問題”的進程中推動理論創新，為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貢獻智慧與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