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陽（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對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開展系統化學理化闡釋是中國學術界一項義不容辭的職責。作為中國向世界提供的國際公共產品與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平臺，對其進行學理化闡釋需要遵循三項基本原則：理論上的自洽、實踐上的可操作、認知上的國內外話語體系統一。《“一帶一路”的經濟學分析》試圖以此為導向回答共建“一帶一路”最基本的問題：做什么、是什么與如何做。
“一帶一路”做什么
理論上認識一個事物應該從回答“是什么”入手，但“一帶一路”是一個從無到有的新事物，我們首先需要確定其目標定位（做什么），才能確定其內涵與治理結構（是什么）。
對于“一帶一路”的目標定位，國內學術界基于中國自身的訴求有數十種提法，以至于國際學術界迄今對此都無所適從，同時諸多目標還會產生邏輯上的合成謬誤。我們把這種現象稱為目標“泛化”。事實上，作為倡導者，中國有自身的利益訴求無可厚非，但共建“一帶一路”國家也有自己的利益訴求，不同國家的訴求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這就需要引入利益“交集”或最大公約數原則，確定“一帶一路”的目標定位，即中國擴大開放的重大戰略舉措、中國經濟外交的頂層設計、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三大目標能夠把中國的利益訴求與共建國的利益訴求有機結合起來。這樣說并不意味著除此之外的其他目標無關緊要，而是說它們應該是共建“一帶一路”順利實施的結果，而不應該是預設的目標。
“一帶一路”是什么
目標“泛化”導致的后果之一，是對“一帶一路”缺少統一的學理化定義。作為一項新生事物，對其作出明確而規范的界定，是獲得外部世界認可的前提。
為此，首先要確定“一帶一路”的邊界。換言之，應明確它具有多邊主義屬性還是區域主義屬性。基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一帶一路”無疑具有多邊主義屬性，應該涵蓋全世界所有國家。但從實踐的可操作性出發，多邊主義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實現的。全球治理體系的演變歷史證明，即使是具有多邊主義屬性的機制，如世界貿易組織，其起步階段也是從部分國家開始的。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區域主義如果是開放的，就會助力多邊主義；反之，如果是封閉的，就會成為多邊主義的絆腳石。因而，“一帶一路”的邊界具有動態特征：起步階段的區域主義，最終走向多邊主義。
其次，需要確定“一帶一路”與現行全球治理體系的關系。“一帶一路”最核心的屬性是發展導向，對應的是現行全球治理體系的規則導向。規則導向呈現出的合作模式是“先定規則，后談合作”，無論是像世界貿易組織那樣的多邊合作機制，還是像自由貿易區那樣的區域合作機制都是如此；而“一帶一路”呈現出的則是“先談合作，后定規則”。看上去兩者殊途同歸，但規則與合作的順序不同，決定了前者是一種封閉的區域主義，后者是一種開放的區域主義。兩者間的關系決定了“一帶一路”能夠與現行的全球治理體系進行對接，同時也解釋了為什么在起步階段沒有機制化的疑惑。
基于“一帶一路”邊界的動態特征與發展導向，我們試圖依照邏輯學中最常用的屬加種差定義法對其作出學理化的界定：“一帶一路”是一種以發展為導向的區域合作機制。在這里，概念的“屬”是區域合作機制，“種差”是發展導向。有了明確的概念界定，我們就可以進一步探討“一帶一路”的治理結構與運行模式。
“一帶一路”如何做
經過多年的實踐，共建“一帶一路”正式步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為實現高標準、惠民生與可持續的目標，推動機制化建設和經濟走廊升級是兩個相互聯系的戰略路徑：前者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制度保障，后者為高質量發展奠定微觀基礎。
推動機制化建設，不僅是應對美西方對沖“一帶一路”的必然選擇，更是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如果說共建“一帶一路”第一階段是以“硬聯通”為主的話，那么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優先任務就是“軟聯通”。其未來發展方向包括構建可持續發展的合作機制、利益分配機制、支持體系等。
作為“一帶一路”的主要載體，經濟走廊建設會經歷多個發展階段：以交通運輸線為主的狹義經濟走廊；圍繞交通運輸線改善投資環境、布局城鎮化，以拓寬經濟走廊；以貿易便利化促進商品、服務與生產要素的流動，夯實經濟走廊；以協調共建國家的政策與規劃，形成廣義的經濟走廊。這一過程既是推進機制化的過程，也是構建區域供應鏈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