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艷(生態文明研究所)
《水文明史》這本書像一位智者,引領我們走進歷史長河,讓我們看見:為什么水與人類關系的深度就是一個文明的深度,水的發展歷程就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歷程。

我認為這本書有三大特色。
一是宏大的歷史視野。該書作者是挪威學者特杰·特維特,曾推出獲獎紀錄片《水之旅》。作為全球史和政治學專家,特維特從一個宏大的歷史視角分析水與社會的關聯。他揭示了“水—社會系統”如何成為西方崛起與帝國形成的底層邏輯,水如何塑造了歷史上的諸多文明與文化形態。
二是娓娓道來的敘事手法。作者在書中講述了世界上許多文明與水的故事。從東西方的洪水創世神話,到發端于英國的工業革命;從中國的長江航運與華夏文明,到埃及尼羅河上的資源爭奪與地緣政治。作者以翔實的資料與縝密的邏輯,描述了對水的觀察與贊嘆:水是豐饒,是智慧,是塑造大地景觀的無窮力量,也是人類思維方式與價值觀的塑造者。
三是嚴謹的學術思維。該書展示了作者深厚的學術修養,以及駕馭多學科知識、歷史素材并融會貫通的能力。作為一名20多年從事氣候變化政策研究的學者,我對這本書的許多觀點深有共鳴。特維特專門探討了氣候變化與水的議題,認為地球是一個巨大、脆弱的藍色水星球。水作為全球最重要的公共資源,已經成為最大的“公地悲劇”,而這正是全球環境治理的迫切議題之一。
該書展示了一名西方作者對自然與社會的深邃學術思考。
從生態文明理念來看,其貢獻之一,是從人類文明發展的高度,對西方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提出了全面深刻的質疑。作者用翔實的科學數據和歷史史料,以歷史地理考古學視角,論述了水作為地球上最重要的自然資源,對人類進化、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貢獻。
作者針對廣泛流行的歐洲中心論和“大分流”理論,對于肇端于英國工業革命的現代世界經濟格局提出了非意識形態的新解讀。作者認為,不同于人口增長或企業家的誕生等人力資本、社會資本因素,作為自然資本的水,才是東方與西方、歐洲與亞洲、農業與工業文明走向不同發展路徑的本質。縱觀中國歷史,由于季風氣候和地勢影響,防洪泄洪一直是首要任務,大禹治水的傳奇、大運河的修建,是中國人為此創造的世界奇跡。然而,黃河與長江兩大流域密集分布的灌溉水網、中央政府的漕運部門、以控制和防御為目標的強大水管理傳統,也阻礙了對機械水利和水利企業家的需求。針對《大分流:中國、歐洲與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作者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提出“為何英格蘭未成為長江三角洲”和“為何長江三角洲未成為英格蘭”這一對互根的疑問,人口素質、勞動力、資本積累、技術甚至生態壓力等因素只是充分條件,而水資源的豐沛性、穩定性、可利用性,以及由此形成的水管理制度差異,才是必要條件。中國、印度建立了一套有利于農業發展的“水—社會系統”,而英國發展灌溉農業的劣勢因素,卻在18世紀為蒸汽機、紡織業等現代工業體系奠定了高效穩定的水運基礎。
作者提出的“水—社會系統”分析方法具有重要價值。這一分析思路包含三個層次,即水的自然屬性、社會屬性,以及同時關注水—社會關系二者的相互作用機制。作者認同法國社會學家拉圖爾反對將自然與社會二分的觀點。西方文明是將自然社會化,將荒野、大地視為野蠻、未開化的標志,需要征服和改造。而東方文明是將社會自然化,中國哲學“道法自然”“天地人三才”強調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這正是西方與東方在世界觀和發展理念上的本質分歧,也是工業文明與生態文明的思想分野。作者單列章節論述水與氣候史、水與城市發展,抨擊許多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對于大自然和水的研究盲點。氣候變化被認為是全球20世紀以來最受關注的環境議題。近年來,許多國家都遭受了巨大的城市水危機、水災害、水風險,而特維特提到的“水—社會系統觀”,對于我們理解水與人、水與社會、水與經濟發展乃至水與生態文明,都尤為重要。
人類文明發展是一部人與自然互動共生的歷史。工業文明創造了人類有史以來的最大繁榮,同時也成為引發全球性環境問題的主要推手。工業文明的邏輯是“將物質財富最大化凌駕于自然法則之上”,無限度的經濟增長正在超越生物圈的邊界。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是實現生態經濟、走向生態文明的必經之路。
生態文明發展范式是一種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其智慧源自“道法自然”,根植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的創新實踐。在長期的天象和物候觀測中,中國古人發現“天—地—人”之間的系統性關聯和氣候的周期性規律,并以此自然法則用于治國、齊家、救災等領域。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范式轉型,必須更好平衡人與自然的關系,真正解決工業時代的環境問題。
建設生態文明,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新中國的成就舉世矚目,1978—2025年,中國城鎮化率由17.9%提高到67.89%,城鎮常住人口超過9.5億人。其中,水資源豐沛的長三角地區是我國經濟發展最活躍、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的區域之一。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上海分院《數說長三角2025》報告指出:2024年,長三角地區經濟總量突破33萬億元,以僅占全國4%的國土面積,創造了全國近1/4的經濟總量,集聚了全國約17%的人口,對全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為30%。
該書帶給我們的啟發,一是發掘傳統智慧,立意創新。環境就是民生,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一系列理念為綠色發展指明了方向。
二是發掘水生態文明的創新實踐,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我國自秦代建立田長制,唐代以來設置渠長、堤長、河長、湖長等基層治水管理者。浙江省首創并推向全國的“河長”“湖長”“林長”制度,是國家為解決地方水環境問題而進行的制度創新,讓沉默的大自然真正擁有了“代言人”。2012年浙江與安徽兩省在全國率先開展新安江流域生態補償機制試點;2022年9月,浙江首次實現流域橫向生態保護補償全流域全覆蓋,在八大水系上下游地區設立“對賭協議”——水質達到規定要求,下游給上游補償金;水質下降,上游則要補償給下游。這些與水相關的生態文明政策與實踐,需要走出國門,加以積極宣傳和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