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惠梅（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
對外開放是中國發展的必由之路，從“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到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開放格局的形成，中國的開放實踐不斷深化，開放理論持續豐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并將其作為構建新發展格局、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大戰略部署。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內高質量發展進入關鍵階段的雙重背景下，高水平對外開放被賦予全新的理論內涵與實踐要求。
高水平對外開放的理論根基
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提出，既植根于馬克思主義對外開放理論的基本原理，也順應全球經濟治理變革與國內高質量發展的時代需求，具有深厚的理論淵源與鮮明的時代特征。
《共產黨宣言》指出，世界市場的形成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這一論述揭示了對外開放是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是打破地域界限、實現資源全球優化配置的必然選擇。開放是國家發展的重要動力，通過參與國際分工與交換，實現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促進生產力的提升與社會進步。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在不同歷史時期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對外開放理論。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立足新時代的歷史方位，提出“高水平對外開放”，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放理論，將對外開放提升到新的戰略高度，形成了系統完整的開放理論體系。
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核心要義
高水平對外開放是一項系統工程，涵蓋目標、層次、領域、結構等維度，各維度相互聯系、相互支撐，共同構成一個完整體系。其核心要義在于打破傳統開放的局限，實現從量的積累向質的提升的轉變，從被動融入向主動引領轉變，最終實現開放與改革、創新、安全的協同發展。
高水平對外開放目標更高遠：從傳統目標向服務中國式現代化轉型。傳統對外開放的目標主要聚焦出口創匯、吸引外資，為經濟高速增長提供支撐。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高水平對外開放的目標發生根本性轉變，不再局限于短期的經濟指標，而是聚焦服務中國式現代化與高質量發展的長遠目標，形成了開放促改革、開放促創新的多元目標體系。
高水平對外開放通過開放促進改革，倒逼國內體制機制改革，打破不合理的制度壁壘，推動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建設。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通過開放驅動創新，促進全球創新要素的集聚與流動，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人才與創新理念，推動我國自主創新能力提升，培育新質生產力。
高水平對外開放層次更深入：從要素流動型開放向制度型開放跨越。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核心特征是由聚焦關稅減免、市場準入等“邊境上”開放，向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相容互認的“邊境后”開放轉變；由要素流動轉向規則對接。要素流動型開放解決的是“能不能進”的問題，而制度型開放解決的是“進來后能不能公平發展”的問題。高水平對外開放強調，不僅要降低關稅、放寬市場準入，更要在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方面與國際接軌，構建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相適應的國內制度體系，讓規則與制度對接成為開放的核心內容。
高水平對外開放領域更寬廣：從傳統領域向全方位多領域延伸。傳統對外開放主要集中于制造業與貨物貿易領域，開放范圍相對狹窄，難以適應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需求。高水平對外開放打破了傳統開放的領域局限，向服務業、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知識產權等領域全面延伸，形成全方位、寬領域的開放布局，兼顧傳統領域升級與新興領域拓展。
在制造業領域，高水平對外開放以提升我國制造業全球競爭力為核心，推動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推動我國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變；在服務業領域，高水平對外開放以放寬外資市場準入限制、推動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為導向；在新興領域，高水平對外開放聚焦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等前沿領域，推動數字貿易、綠色貿易發展，培育開放型經濟新增長點。
高水平對外開放結構更優化：從規模擴張向質效提升轉變。傳統對外開放往往追求開放規模的擴張，注重出口額、投資額等數量指標的增長，而忽視了開放的質量與效益。高水平對外開放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的原則，更注重結構優化與質效提升，推動開放從量的積累向質的飛躍轉變。
高水平對外開放優化外資結構，聚焦高端制造、高新技術、現代服務業等領域，吸引全球高端要素集聚，推動外資投向產業鏈高端環節，提升外資的利用質量與效益。優化貿易結構，擴大高技術產品、高附加值產品出口，提升服務貿易比重，推動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協同發展。優化區域開放結構，注重區域協調發展，打破區域開放不平衡的局面。加大中西部地區、東北地區對外開放力度，依托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推動內陸開放、沿邊開放，形成全方位、多層次的區域開放格局。
高水平對外開放格局更宏大：從被動融入向主動引領轉變。傳統對外開放主要是被動融入國際體系，遵循已有的國際經貿規則，在全球分工中處于相對被動的地位。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提升與國際影響力的增強，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格局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從被動融入轉向主動參與、引領全球經貿規則制定，形成更加宏大、更加主動的開放格局。
高水平對外開放不再滿足于遵循現有國際規則，而是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主動提出中國方案，推動國際經貿規則向更加公正合理、普惠包容的方向發展。打造高水平開放平臺，以自由貿易試驗區、自由貿易港等為重要平臺，推動雙向開放與協同開放。
高水平對外開放實現更全面統籌：協同推進國內與國際、發展與合作、開放與安全。高水平對外開放需要統籌兼顧各方面關系，實現國內與國際、發展與合作、開放與安全的協同推進。立足國內大循環，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注重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協同發展。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在自身發展的同時，兼顧其他國家的發展利益，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通過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區域貿易合作等加強與世界各國的經濟合作與交流，分享中國發展機遇，促進共同發展。堅持底線思維，在擴大開放的同時，注重防范化解各類風險，保障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金融安全、數據安全等，實現開放與安全的良性互動。
高水平對外開放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
高水平對外開放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對外開放理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放理論。馬克思主義對外開放理論是高水平對外開放的理論基礎，而高水平對外開放則結合中國新時代的實踐，進一步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對外開放理論的內涵，提出了制度型開放、開放與安全并重等新觀點、新論斷。同時，高水平對外開放繼承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放理論，將對外開放從要素流動提升到制度開放、從規模擴張提升到質效優先、從被動融入提升到主動引領，形成了系統完整的開放理論體系，為我國對外開放實踐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此外，高水平對外開放還為發展中國家的開放發展提供了理論借鑒，打破了西方中心論對開放理論的壟斷，提出適合發展中國家的開放路徑與模式，豐富了全球開放理論體系。
高水平對外開放對我國與全球發展均具有重要意義。高水平對外開放能夠激發國內市場活力，推動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培育新質生產力，提升我國的綜合國力與國際競爭力；能夠引進先進技術、人才與管理經驗，推動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破解核心技術瓶頸；能夠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實現共同富裕；能夠倒逼國內體制機制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升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對全球而言，高水平對外開放能夠為世界經濟復蘇注入強勁動力，擴大全球市場空間，推動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暢通；能夠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提升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構建更加公正合理、普惠包容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能夠促進各國經濟合作與交流，分享中國發展機遇，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同發展。
新時代新征程，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需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牢牢把握服務中國式現代化與高質量發展的目標導向，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主動引領國際經貿規則制定，分享中國發展機遇，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讓高水平對外開放成為我國發展的重要動力，為全球發展貢獻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