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鎮（工業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管理學是系統研究特定組織管理活動基本規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學。其中，工商管理學的主要學科范疇涵蓋企業管理理論、管理思想史、戰略管理、創新創業管理、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企業社會責任管理等主要分支。管理學研究者要系統分析人工智能在重塑技術—經濟范式的過程中，對管理學研究特別是工商管理學的研究對象、研究的底層假說、研究內容議題與方法體系產生的全方位沖擊。
從基本對象來看，自科學管理理論提出以來，管理學的主要研究對象始終圍繞著人、財、物展開。而人工智能作為一種新型技術體系，在參與組織管理過程中不僅重塑了人和物的鏈接關系，而且形成了管理學研究的全新研究對象，表現為管理學的研究對象不再局限于物理世界的人、財、物，數據、算法和智能體成為管理學研究的全新對象。特別是隨著人工智能深度參與組織戰略決策過程，管理對象從實體物理空間轉向數實融合下的“人—物—數據—算法”復合系統。數據和算法成為與傳統的物同等重要的新管理對象。
從底層人性假說來看，管理學理論發展過程經歷了“經濟人”“社會人”和“復雜人”“有限理性人”“自我實現人”等一系列人性假說的演變過程。其中，不管是“經濟人”還是“有限理性人”，其背后的基本假定是管理主體（決策者）和管理對象（人）均以工具理性為基礎，以利益最大化為基本原則開展系列實踐活動。而人工智能在參與組織決策和管理過程的同時，一方面催生了“智能算法人”這一全新復合主體，管理決策不再由孤立的人類個體自主理性判斷主導，而是由人類系統與算法系統深度耦合形成，直接打破了傳統假設中“生物自然人作為唯一決策主體”的基本前提，進而對生物自然人意義上的理性人或者“經濟人”的底層假說產生全方位沖擊。另一方面，傳統理性人假設強調的人類受限于信息環境、個體認知偏差與情緒干擾的有限理性框架被突破，人工智能依托大模型實現超大規模的信息處理與推演，決策模式從“人類有限理性判斷”轉向“智能算法主導的協同決策”，傳統意義上基于人類完全理性構建的決策模型的解釋力大幅下降。
從內容議題來看，人工智能作為一種新型決策主體和管理對象，也重塑著管理學研究的內容議題，產生人工智能驅動的戰略決策、AI與組織協同、基于AI的商業模式創新、人機交互與消費者行為、AI企業倫理、算法與企業數字責任等新興研究議題。以戰略管理研究領域為例，人工智能正對管理學研究的戰略決策和資源配置理論產生全方位沖擊。人工智能本身正被重新定義為企業的一種戰略性資源。與傳統資源不同，AI具有“越用越強”的特性，能在使用和遷移中不斷學習和強化，極大程度上對傳統資源基礎觀和能力觀下的戰略決策理論產生沖擊，特別是人工智能已從輔助工具演變為能夠參與甚至主導資源配置決策的“智能體”，它通過數據和算法驅動極大地提升了管理決策的效率與精準度；通過重塑資源內涵和配置的基礎邏輯，引入“智能體”這一新決策主體，極大程度上改變了管理決策的本質。
從基礎方法體系來看，工業管理情境下的管理學研究方法多集中于小樣本抽樣問卷調查、單案例和跨案例比較研究、基于歷史經驗數據的計量回歸分析和因果推斷等。而人工智能作為一種新型技術體系，不僅能夠與管理學傳統研究方法體系深度融合，而且能夠產生新的研究方法，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人工智能能夠實現文本數據和非文本數據等多源數據整合，構建多層結構數據集，并基于大數據分析突破傳統經驗分析和數據統計分析的局限，提升統計推斷的準確性。二是引入全新的機器學習預測、神經網絡、深度學習與復雜網絡建模等智能化方法，突破傳統線性計量模型的局限，可精準識別復雜行為模式，大幅提升研究的精準度與科學性，甚至能完成傳統方法難以實現的復雜數學推導與證明。
面對人工智能對管理學研究的系統沖擊和變革，管理學研究者需要積極把握新機遇，主動將研究視角從傳統的“人—物”二元框架轉向“人—機—物”三元交互的新框架，探索傳統物理空間和數字空間深度融合的新管理現象和管理新理論。要堅持理論自信和理論自覺，在夯實學科基礎理論、學科史和學術史的前提下，將AI智能體視為與人類管理者同等重要的分析單元，主動將自身研究領域與AI研究議題深度融合，積極推動研究議題的拓展。與此同時，要積極擁抱機器學習等新型研究方法，立足現實強化調查研究與AI新型工具方法的融合，直面管理實踐中的真問題，開展更具實踐指導意義的管理學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