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鑫鑫（當代中國研究所）
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是立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要求。中國學作為文明交流互鑒、融通中外的重要窗口，在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宏觀框架內占據重要位置，對向世界更為真實、立體、全面地展現中國，呈現新時代中國的面貌具有重要意義。新時代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是立足中國實踐、彰顯文化自信的重要學術創舉，其歷史、理論、實踐三重邏輯在傳承、建構、賦能中辯證統一，是超越“西方中心主義”研究范式、構建新時代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發展路徑的重要遵循。
歷史邏輯：
從“他者”到“主體”的本位變遷
新時代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植根于海外中國研究的歷史進程，在學術研究演進過程中完成從受困于“他者”范式到實現“主體”建構的歷史性轉變。
受困“他者”范式。一段時間以來，西方學者對中國的研究以“文明沖突論”為理論預設，以二元對立的視角將中國定義為異質化的研究對象，以西方理論解讀中國實踐，以西方模式為標尺評價中國成就與經驗，使中國實踐成為西方理論的注腳，對中國成就與經驗的解釋失之偏頗。這種裹挾于西方認知體系中的中國學研究本質上是一種依附性解讀，陷入了“以西方解釋中國”的窠臼，既忽視了中華文明的獨特性，也消解了中國實踐的原創性，導致新時代中國學研究陷入失真與失語的雙重困境。要突破這一困境，就要在明確客觀視角并非“客體化”的前提下確立中國主體性，實現中國學的范式轉變。
激發“主體”覺醒。新時代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實踐激發了中國學范式轉型。新時代的中國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中國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相比，西方傳統理論顯然無法解釋中國“共同富裕”的實踐探索，無法理解中國實現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為民情懷。在此背景下，越來越多的海外學者開始擺脫西方理論框架，轉而“以中國解釋中國”。從生態文明建設的學術探討，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經驗提煉，再到四大全球倡議的理論升華，中國學正在實現“主體性”覺醒，從以他者視角評價中國實踐轉向從主體立場分析中國經驗。
傳承文明根脈。新時代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歷史邏輯植根于中華文明根脈，在中國共產黨百余年奮斗史、新中國70余年發展史、改革開放40余年實踐史中傳承與發展，實現了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激活，中國學研究也因而邁向“理論自覺”階段。當代中國的發展有其自身歷史文化與制度稟賦的積淀，既要通過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為構建新時代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奠定學理基礎，又要通過深入挖掘新時代中國的治理智慧，為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提供現實土壤，從歷史的縱深中提煉標識性概念，引領知識生產，實現自主知識體系的主體性構建和學理性支撐。
理論邏輯：
從“西方”到“中國”的本位框架
新時代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核心要義之一在于理論創新。其理論邏輯的構建核心在于破解西方中心主義的迷思、確立中國本位的理論框架，并由中國走向世界，在文明互鑒中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范式。
解構西方理論“萬能論”迷思。構建新時代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打破西方中心主義的研究框架，破除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義認識誤區。從生成層面看，西方理論起源于西方社會實踐，體現的是西方“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價值立場和資本邏輯，不能用來框定、剪裁中國理論。從評價層面看，甚囂塵上的“中國威脅論”“歷史終結論”等均體現出西方社會科學的“地域性”，以西方標準評價中國實踐，本質上是“削足適履”，阻礙了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自主生長。因此，構建新時代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就是要構建“場域”意識，進而構建一個邏輯自洽、體系完整、內在一致的理論系統。
以中國實踐提升學術辨識度。理論構建的根基在于中國實踐。新時代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的理論建構需體現強烈的中國特色。標識性概念是構建新時代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抓手。一方面，圍繞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核心內容提煉標識性概念，以概念為“點”，帶動本土化學術概念集群之“面”，體現出鮮明的實踐導向和中國特色。另一方面，穿“點”成“線”，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根本方法，以標識性概念闡釋中國的發展模式和中國經驗，貫通歷史現實與未來，形成邏輯自洽、層次分明的理論體系。
以文明互鑒視角構建開放型理論。構建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要充分吸收海外社會科學理論精華，實現知識體系的多元互補，同時在吸收的過程中實現自我革新和自我完善，既要打破“他者凝視”，也要兼顧包容共生，形成多向度的理論框架。同時，在這一過程中要警惕海外知識生產過程中隱含的意識形態偏見與話語霸權，堅持中國立場。
實踐邏輯：
知識生產與實踐反哺的“雙向賦能”
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構建新時代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注入了動力。
理論研究與實踐經驗的交叉互證。新時代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扎根中國式現代化實踐，體現鮮明的問題導向，聚焦高質量發展中出現的問題，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進程中具有共性的問題，以理論研究滿足實踐需求。在此基礎上，將新的研究成果重新投入實踐，在接受實踐檢驗的同時反哺學術理論。例如，海外學者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研究為后發國家實現現代化提供了重要參考，海外學者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反饋也為中國更好地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提供了參考，形成了理論研究與實踐檢驗的邏輯閉環。
知識體系與話語體系的同向并進。知識體系與話語體系本質上是“體”與“用”的辯證統一。話語體系以知識體系為支撐，知識體系通過話語體系指導實踐。新時代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因其在對外學術交往中的獨特地位決定了其對構建話語體系的重要意義，也決定了構建知識體系與話語體系的有機統一。因此，構建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應以“標識性概念”為切入點，提煉出具有原創性、主體性的理論觀點，推動“標識性概念”的國際化表達，避免產生歧義的表達方式，實現中國理念與國際表達的有機統一。
領軍學者和學術共同體協同發力。新時代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需要以“點”帶“面”協同發力。其中，領軍學者是重要的發力點。領軍學者以深厚的學術積淀和國際影響力，引領新時代中國學的研究方向，同時作為跨文化傳播人才，通過學術對話打破文化之間的壁壘與隔閡，通過跨國合作網絡推動中國話語體系的全球傳播。學術共同體作為新時代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中的重要一“面”，以專題研討、協同攻關的工作形式，開展學術對話、共享資源，有助于塑造學術研究范式、推動學術爭鳴，推動自主知識體系進入全球學術議程。
構建新時代中國學自主知識體系的三重邏輯從歷史的根基出發，以理論構建廓清學術體系，以實踐作為檢驗標準與發展動力，實現了學術范式的重構，體現了中國立場與世界視野的深度融合，彰顯了中華文明生動的當代實踐，為國際學術界了解中國、理解中國提供了理論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