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嘉伊（新聞與傳播研究所）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指出，“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加強對外文化交流合作，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黨的十八大以來，國際傳播作為聯通世界的戰略性、系統性工作正加速推進，取得跨越式發展。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進行第三十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深刻認識新形勢下加強和改進國際傳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氣力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形成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為我國改革發展穩定營造有利外部輿論環境，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積極貢獻。在此引領下，五年來，我國國際傳播研究成為近年來顯示度高、增量大的學術領域之一。
“十五五”時期，大國關系牽動國際形勢，國際形勢演變深刻影響國內發展，我國發展處于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因此，構建更有效力的國際傳播體系的時代命題更為凸顯。作為一名青年學者，更顯使命與責任重大，必須在深刻學習領會“十五五”規劃綱要基礎上明確未來工作路徑。
一是面向國家重大戰略、實踐重大問題、學科重大前沿做學問。國際傳播學作為應用型知識體系，其形成與發展不僅是知識自然積累的結果，更是社會情境驅動的產物，因此，從誕生起就承擔著回答現實困惑、解決實際問題的學術使命。中國與世界交往的歷史和當代鮮活情境、探索的本土創新經驗以及尚待消解的問題，是知識創新的最大增量所在。面對世界變亂交織、動蕩加劇，如何推進重構以全球南方為引領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傳播秩序？如何應對“脫鉤斷鏈”“去風險”的個別國家話語，并全面提升國際話語權？如何通過“賽博對賬”“China Travel”“Chinamaxxing”等全球青年交往風尚，培育全球化、市場化、專業化的國際傳播主體？如何推動網絡文學、網絡游戲、影視動漫、精品展覽“出海”，讓更多文化企業和優秀文化產品自信走向世界？這些新現象的涌現，不僅回應了“十五五”規劃綱要的最新要求，還為青年學者直接點出了可持續研究的時代課題。
二是提升“知外懂外”能力，夯實全球視野和中國立場。近年來，我國國際傳播模式經歷了“跑馬圈地”重海外渠道覆蓋、“媒體融合”暢通內外數字交往渠道等不同階段。當下，我國正面臨傳播效能認知與評估方式的快速迭代。究竟如何破題，推動中國故事和中國聲音全球化、區域化、分眾化表達？“十五五”規劃綱要給出明確路徑，即加強區域國別研究。
近兩年，新聞與傳播研究所依托我院“國際傳播研究專班”，以有組織科研形式集中推進區域國別國際傳播研究，在全球多地進行田野調研，發布了全國首套“區域國別國際傳播研究國家智庫報告”，目前出版了對非傳播、對拉美傳播、對歐傳播三部。作為其中一員，在田野中我發現，作為一門還在成長的學科，中國國際傳播自主知識發展的視野不夠開闊，尤其是對于關鍵大國、周邊國家、全球南方國家、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事實性知識供給還很有限，很大程度上仍依賴于先發國家掌握的二手資料。若沒有深入一線，拿到真實的材料，理論研究與咨政建議就會失焦。將學問做在祖國大地上，做在廣袤全球中，以中國立場為出發點，應當是社科青年的大志向。
三是積極捕捉前沿學科的交叉動向。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數據、量子計算等新質生產力不斷發展，大語言模型、深度偽造、社交機器人等具體技術被嵌入國際傳播鏈和價值鏈。一定程度上，國際傳播升級為數智技術驅動的新型博弈模態，成為各國激烈爭奪的戰略制高點。信息既可以成為增進民心相通的有力工具，也可以成為個別國家進行輿論干預的武器。盡管國際傳播研究在傳統意義上歸屬于人文社會科學，但青年學者要對技術發展的新態勢保持敏感，進行前瞻性研究和預判。為此，有必要強化計算科學、信息工程和新聞與傳播學的深度融合，通過方法論更新與研究范式拓展，系統識別技術變革對國際輿論結構、傳播權力分配及全球治理秩序帶來的深層影響，提升國際傳播研究的解釋力與現實回應力。
四是在學科交叉融合中拓展知識邊界。國際傳播研究的建制化發展起步于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實踐，由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等多學科學者共同描繪而成，也正因如此而遭受新聞與傳播學學科主體性質疑。當前，隨著傳播泛化，信息流動織就的擬態輿論景觀已成為各國民眾認識自我、理解他者、溝通彼此的基底，傳播也因此作為一條邏輯主線進入多學科視野。為此，未來推動國際傳播在更大范圍內與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軍事學等學科展開對話，形成關于跨境信息流動及其形塑的輿論環境的復合知識體系，緊迫性日增。這也提醒我們，唯有既做“專家”“匠人”，又做“通才”“雜家”，才能以全面的知識系統支撐中國國際傳播自主知識體系創新，這恰恰是在社科院完備學科架構中成長起來的青年學者的天然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