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熱古麗·黑力力（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也是文化創新的不竭源泉。新時代以來，我國學者不斷以學術研究回應文明自信的時代命題，古代北方民族文字研究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
鄂爾渾文作為北方民族重要的古代文字體系，承載著豐富的歷史與文化信息，是研究北方民族文明演進與絲綢之路多元文明互動的重要載體。自19世紀末以來，隨著考古發現與文獻整理的推進，鄂爾渾文研究逐步形成體系。進入21世紀，多學科交叉方法推動碑銘研究深入發展，形成了中國學者自主闡釋北方民族文明的新格局。《鄂爾渾文回鶻碑銘研究》正是基于這一時代精神與學術導向，開展系統的文獻整理與學術分析。
該書分為《希納烏蘇碑》《塔里亞特碑》《鐵茲碑》三大碑銘文獻研究、詞匯對比研究、詞匯結構及詞源分析三個部分。碑銘文獻研究是全書的核心，包括碑文錄文、轉寫、漢譯，以及對以往學者研究成果的系統比對和詳細語文學注釋。該書系統對照前輩學者的轉寫與譯本，逐字逐句分析分歧與共識。同時，該書結合實地考察獲得的拓本文本，參考豐富的回鶻文文獻以及西部裕固語、維吾爾語等直系衍生語言語料，依據回鶻語語法規律進行科學再譯。此外，該書對于殘缺部分不作過度補充，無法釋讀的保留原文，以保證學術嚴謹性。
在具體議題上，該書首次在國內從文獻學與歷史語言學雙重視角，對鄂爾渾文回鶻碑銘文進行了系統全面的整理、轉寫與譯釋，并結合語文學方法對碑銘詞匯結構進行了深入分析。雖然現存碑文數量有限，但其語言特征具有代表性，充分展現了早期回鶻語的詞匯系統。
該書在對回鶻碑銘學術價值的探討上，不僅集中在語言層面，更聚焦對歷史文化與民族互動的多維解讀。鄂爾渾文碑銘作為“自述史”，為理解漠北回鶻汗國的政治格局、社會生活和制度體系提供了第一手史料。碑銘內容涵蓋信仰體系、歷史地理、社會制度等多個方面，為揭示回鶻汗國的政治與文化特征提供了堅實依據，也為研究回鶻史及草原文明提供了系統性參考和新的研究路徑。
該書采用多學科交叉的研究策略，結合拓片整理、文獻比對、語料分析與歷時比較，為回鶻文獻學研究建立了系統可操作的路徑。
該書通過語言學、文化史與民族史的綜合研究，揭示了碑銘中漢語、粟特語等借詞所反映的漠北回鶻汗國與周邊民族在政治、經濟與文化上的緊密聯系，展示了絲綢之路多語種互動的復雜性。這一多維視角不僅深化了對回鶻語言與詞匯結構的理解，也拓展了對歷史文獻背后社會文化機制的認知，為未來相關研究提供了新的啟示。
該書為探討草原文明與中原文明的交流互動提供了新的視角與證據。《希納烏蘇碑》記載，757年，磨延啜可汗曾在色楞格河畔動員漢人和粟特工匠修建“富貴城”，這一史實反映了中原工匠直接參與漠北城市營建的歷史過程。與之相印證的，是博爾巴任城遺址出土的大量中原陶瓷，從考古層面為碑文所載提供了確鑿的實物依據。通過對碑銘語言的考釋與歷史語境的闡釋，該書進一步揭示了絲綢之路多語種交流與文明互鑒的規律，為闡明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提供了堅實的北方證據。
總體而言，《鄂爾渾文回鶻碑銘研究》在繼承前人學術成果的基礎上，完成了從材料整理到理論建構的系統探索。研究不僅揭示了回鶻汗國的政治格局、社會結構，也為回鶻文獻研究提供了新的學術范式。在此基礎上，該書為深化中華文明起源、演進與交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實證依據與方法論創新，同時體現了新時代學術研究中“以史為鑒、以文證史”的嚴謹態度，展示了多學科交叉視角下歷史文獻研究的新路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