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春曉（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五千多年漫長文明發展史中，中國人民創造了璀璨奪目的中華文明，為人類文明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研究古代中華文明的世界傳播力和世界影響力，既是文明交流史的重要內容，也具有積極的學術價值和深刻的現實意義。
《伊利汗國的中國文明——移民、使者和物質交流》是一部研究蒙元時期中華文明在伊朗伊斯蘭世界傳播的史學專著。13世紀，中華文明持續西漸，對伊朗及伊斯蘭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該書關注中國移民在伊朗的活動、元朝與伊利汗國的使者往來，以及中國物質文化在波斯、阿拉伯地區的傳播三大主題，對蒙元時期中華文明在伊朗的傳播歷史給予全面考察。
人口遷徙是促使文明傳播最古老、最基本的方式與途徑。從成吉思汗西征到旭烈兀西征，數次大規模軍事行動引發了歐亞大陸東西之間的人口流動。跟隨西征大軍遷徙伊朗的中國人，是中華文明西傳的主體實踐者。他們職業多樣，既有軍匠、醫者、工匠、畫師等“有用之人”，也有僧、儒、道、巫、卜等能人異士。他們地位不同，既有深受君主信任的高官，也有失去自由的奴隸。這當中還包括地位高低不等的女性群體。這些中國移民或在伊利汗宮廷為統治者效力，或在伊朗民間生存、發展。他們在日常的生活和勞作中，有意或無意地將中國的制度文化、科學技術、風俗信仰浸入當地社會，成為中華文明輸入伊朗的主體傳播者。
忽必烈和胞弟旭烈兀先后在亞洲東西兩端開創元朝和伊利汗國，這是中國和伊朗建立緊密聯系的開端。雙方實質性宗藩關系的維護，與官方頻繁的遣使活動密不可分。歷任伊利汗繼立過程中與元朝的遣使往來事件，使我們看到元朝對伊利汗國的強大政治影響力，而獲得元朝冊封則是伊利汗確立統治合法性的必要步驟。元朝派出的冊封使節、通好使節、送歲入使節、貿易使節、情報使節等各種類型的使臣，將元朝的制度、政策、禮儀、文化不間斷地傳至伊朗，促成這一時期中國政治文化的遠播。
中國物質文明的傳播是中華文明對世界最廣泛、最重要的貢獻。該書考察了中國的玉石、銅鐵制品和植物輸入伊朗的情況。玉石是一種被中國人賦予崇高文化含義和政治意蘊的石材，很早就開始了向西傳播的歷史。至蒙元時期，中國“以玉為尊”的政治文化觀念隨著伊利汗國璽印制度的建立傳入伊朗，反映了宗藩關系下中國制度對伊朗的影響。該書關于“中國石”“中國鐵”的考察，反駁了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極具影響力的“白銅”說及各家說法，提出這種物質最初是指中國生鐵加工技術所生產的鐵或鑄鐵材料，而后在漫長的交流過程中，被寬泛地用來指稱中國出產的各類銅鐵制品。波斯語、阿拉伯語文獻的豐富記載，體現了中國銅鐵制品給伊斯蘭世界人民日常生活所帶來的深遠影響。在關于植物傳播的專題中，圍繞伊利汗國宰相、史學家拉施都丁所撰波斯文農書《跡象與生命》，考察了茶、荔枝、靈眼（銀杏）、蓮花、雞頭花（芡實）、楊梅、粟黍、綠豆八種中國原產或特產植物品種在波斯、阿拉伯地區的傳播歷史，討論了由這些植物帶動的中國飲食及飲食文化的西傳。
該書通過豐富的史料和翔實的論證，清晰勾勒出蒙元時期中華文明在伊朗伊斯蘭世界的傳播軌跡，有力論證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的突出貢獻和深遠影響，在中國史、伊朗學、伊斯蘭研究等多學科領域展現出其學術價值。
這項研究的順利完成，建立在對波斯語、阿拉伯語、漢語、突厥語等多語種史料的運用之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大量波斯語歷史文獻是該書撰成的史料基石。波斯語歷史文獻學是一門國際性學問，起源自歐洲東方學，且與蒙元史研究相輔相依、密切相關。13—15世紀，波斯語在亞洲大陸上具有主要族際交際語的重要地位。在元朝，波斯文亦被列為三種官方行用文字之一。在中亞、西亞地區，波斯語是學術寫作、文學創作的主要語言文字，創造出大量的歷史文獻，對大航海時代以前世界歷史研究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20世紀30年代，我國現代元史研究的奠基人韓儒林、邵循正、翁獨健三位先生先后赴法國留學，師從東方學家伯希和學習波斯語和蒙古史。他們回國后將波斯語歷史文獻研究引入中國學術界，共同開創了中國現代蒙元史研究的新局面。此后，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一直延續著波斯語歷史文獻學的學術傳統，努力實現“代代有人做，代代有傳承”的學術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