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慶仁（法學研究所）
為什么在共同犯罪的場合不同的犯罪參加者應當共同為犯罪結果負責？這一問題在刑法學中一直沒有得到較好的回答。大多數時候共同歸責都被視為一個理所當然的問題一帶而過，或者僅僅停留于描述共同行為以及共同的行為決意等，就得出了共同歸責的結論。但是，不厘清共同犯罪的歸責基礎這一根本性問題，就無法順暢地解答共同犯罪論領域內的一系列難題。
在此意義上，共同犯罪的歸責基礎不啻共同犯罪理論領域的“哥德巴赫猜想”，看似簡單，卻觸及了刑法學最深的奧秘——歸責的本質，其解決可能會帶來共同犯罪理論乃至整個刑法理論的重大突破。《共同犯罪的歸責基礎與界限》一書正是直面共同犯罪理論領域最重要的開放性問題，努力攻克該“猜想”的一次嘗試。
本書的基本立場是，無論是沉迷于共同犯罪現象的傳統共同犯罪理論，還是置重于法益侵害因果性的因果共犯論，都具有強烈的自然主義色彩，欠缺對規范性歸責的足夠關注。實際上，歸責理論不僅影響單獨犯罪，對共同犯罪同樣具有決定性意義。在以自由而不是因果為中心的規范性歸責的視野之下，共同犯罪不只是一種社會現象和因果事實，更是一種歸責形態。透過規范性理解其歸責基礎與界限，可更新共同犯罪理論的方法論基礎，并實現共同犯罪理論的規范化。
基于以上問題意識和基本立場，本書結合國內相關研究以及德日刑法學一手文獻，從歸責理論的視角對共同犯罪理論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檢視與反思。為了剖析共同犯罪的歸責基礎，本書從各種理論都予以認可的直接—間接模式切入，深刻揭示了刑法學中存在論與規范論的對立，并透過分析該存在論構造背后的歸責意義，揭示了歷來各種理論在歸責認知方面的缺失。
具體而言，歷來關于共同犯罪歸責基礎的研究大多以限制的行為人概念為前提，認為正犯是直接歸責者，共犯則必須透過正犯的行為，間接地為結果歸責。但是，何謂直接歸責、何謂間接歸責以及區分直接歸責者和間接歸責者的標準很少得到清楚揭示。更嚴重的是，區分直接歸責者與間接歸責者在面臨間接正犯、共同正犯、義務犯和未遂犯等問題時，都將導致教義學體系內無法克服的沖突。
本書認為，共同犯罪是不法的一種特殊歸責形態，既不是單獨歸責，也不是從屬性歸責和相互性歸責，而是共同歸責。如同單獨犯罪的場合一樣，判斷共同歸責時，人類自由同樣具有超越因果關系的決定性意義。也就是說，只有當共同犯罪人行使自己的行為自由，在規范上表達了與他人共同塑造構成要件之實現的意義時，構成要件之實現才是全體共同犯罪人的共同作品，才應由全體共同犯罪人共同歸責。
本書以共同犯罪的歸責基礎與界限為中心，在宏觀與微觀層面都提出了諸多新的觀點。宏觀層面，本書從方法論上徹底反思了形式共犯論與因果共犯論的不足，推動共同犯罪理論從因果共犯論向歸責共犯論過渡。論證過程中，本書充分揭示了刑法學領域內自然主義與規范主義、存在論與規范論的激烈對立，力倡如同單獨犯罪那樣，區分共同犯罪領域內的歸因與歸責，規范性地理解犯罪事件。即在一個被規范性地理解的社會里，犯罪不是裸的行為事實，而是一種規范性的意義表達。無論理解單獨犯罪還是理解共同犯罪，都應秉持此方法論立場。
微觀層面，本書對一系列共同犯罪領域內的疑難復雜問題提供了全新的解決方案。其一，主犯—從犯體系與正犯—共犯體系并非兩種對立的體系，經由作用標準的規范化以及分工標準的實質化，二者可以合而為一，從而克服我國共同犯罪立法的形式與實質危機。其二，成立共同犯罪并不需要共同具備全部的主客觀要件，如主觀要素和責任要素就應單獨評價；共同犯罪理論以其獨特構造，透過要素從屬性理論將不法與罪責的階層思考推到臺前。其三，當多重因果導致結果發生時，數個主體是否應共同歸責，最終不是由歸責主體的主觀認知，也不是由客觀上的共同因果，而是由各個歸責主體是否在規范上溯責禁止決定。其四，正犯與共犯不是不同的行為類型，也不是不同的規范類型，而是不同的歸責類型；其中正犯是共同歸責的核心人物，共犯是共同歸責的邊緣人物。其五，正犯與共犯之間并非質的不同，而僅有量的差異；應當根據行為在社會系統脈絡中表達出的意義份額，規范性地確定各參加者是正犯還是共犯。其六，我國刑法規定的主犯與從犯區分了共同歸責的核心人物與邊緣人物，既不是單一制，也不是僵化的以構成要件為中心的傳統區分制，而是歸責意義上的區分制。
共同犯罪理論歷來被視為刑法學中“最混亂與最黑暗的”部分，犯罪主體數量的增加使各種問題的復雜程度呈幾何級上升。本書去繁就簡，結合歸責理論直指共同犯罪理論最本質的問題，為理解共同犯罪提供了新的視角與方向，拓展了共同犯罪理論的深度與廣度。同時，本書的研究以對犯罪的規范性理解為中心，提倡一種規范主義與功能主義的理論圖景，對于中國刑法學未來的整體發展走向而言，無疑也具有啟發意義。◇何慶仁（法學研究所）
為什么在共同犯罪的場合不同的犯罪參加者應當共同為犯罪結果負責？這一問題在刑法學中一直沒有得到較好的回答。大多數時候共同歸責都被視為一個理所當然的問題一帶而過，或者僅僅停留于描述共同行為以及共同的行為決意等，就得出了共同歸責的結論。但是，不厘清共同犯罪的歸責基礎這一根本性問題，就無法順暢地解答共同犯罪論領域內的一系列難題。
在此意義上，共同犯罪的歸責基礎不啻共同犯罪理論領域的“哥德巴赫猜想”，看似簡單，卻觸及了刑法學最深的奧秘——歸責的本質，其解決可能會帶來共同犯罪理論乃至整個刑法理論的重大突破。《共同犯罪的歸責基礎與界限》一書正是直面共同犯罪理論領域最重要的開放性問題，努力攻克該“猜想”的一次嘗試。
本書的基本立場是，無論是沉迷于共同犯罪現象的傳統共同犯罪理論，還是置重于法益侵害因果性的因果共犯論，都具有強烈的自然主義色彩，欠缺對規范性歸責的足夠關注。實際上，歸責理論不僅影響單獨犯罪，對共同犯罪同樣具有決定性意義。在以自由而不是因果為中心的規范性歸責的視野之下，共同犯罪不只是一種社會現象和因果事實，更是一種歸責形態。透過規范性理解其歸責基礎與界限，可更新共同犯罪理論的方法論基礎，并實現共同犯罪理論的規范化。
基于以上問題意識和基本立場，本書結合國內相關研究以及德日刑法學一手文獻，從歸責理論的視角對共同犯罪理論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檢視與反思。為了剖析共同犯罪的歸責基礎，本書從各種理論都予以認可的直接—間接模式切入，深刻揭示了刑法學中存在論與規范論的對立，并透過分析該存在論構造背后的歸責意義，揭示了歷來各種理論在歸責認知方面的缺失。
具體而言，歷來關于共同犯罪歸責基礎的研究大多以限制的行為人概念為前提，認為正犯是直接歸責者，共犯則必須透過正犯的行為，間接地為結果歸責。但是，何謂直接歸責、何謂間接歸責以及區分直接歸責者和間接歸責者的標準很少得到清楚揭示。更嚴重的是，區分直接歸責者與間接歸責者在面臨間接正犯、共同正犯、義務犯和未遂犯等問題時，都將導致教義學體系內無法克服的沖突。
本書認為，共同犯罪是不法的一種特殊歸責形態，既不是單獨歸責，也不是從屬性歸責和相互性歸責，而是共同歸責。如同單獨犯罪的場合一樣，判斷共同歸責時，人類自由同樣具有超越因果關系的決定性意義。也就是說，只有當共同犯罪人行使自己的行為自由，在規范上表達了與他人共同塑造構成要件之實現的意義時，構成要件之實現才是全體共同犯罪人的共同作品，才應由全體共同犯罪人共同歸責。
本書以共同犯罪的歸責基礎與界限為中心，在宏觀與微觀層面都提出了諸多新的觀點。宏觀層面，本書從方法論上徹底反思了形式共犯論與因果共犯論的不足，推動共同犯罪理論從因果共犯論向歸責共犯論過渡。論證過程中，本書充分揭示了刑法學領域內自然主義與規范主義、存在論與規范論的激烈對立，力倡如同單獨犯罪那樣，區分共同犯罪領域內的歸因與歸責，規范性地理解犯罪事件。即在一個被規范性地理解的社會里，犯罪不是裸的行為事實，而是一種規范性的意義表達。無論理解單獨犯罪還是理解共同犯罪，都應秉持此方法論立場。
微觀層面，本書對一系列共同犯罪領域內的疑難復雜問題提供了全新的解決方案。其一，主犯—從犯體系與正犯—共犯體系并非兩種對立的體系，經由作用標準的規范化以及分工標準的實質化，二者可以合而為一，從而克服我國共同犯罪立法的形式與實質危機。其二，成立共同犯罪并不需要共同具備全部的主客觀要件，如主觀要素和責任要素就應單獨評價；共同犯罪理論以其獨特構造，透過要素從屬性理論將不法與罪責的階層思考推到臺前。其三，當多重因果導致結果發生時，數個主體是否應共同歸責，最終不是由歸責主體的主觀認知，也不是由客觀上的共同因果，而是由各個歸責主體是否在規范上溯責禁止決定。其四，正犯與共犯不是不同的行為類型，也不是不同的規范類型，而是不同的歸責類型；其中正犯是共同歸責的核心人物，共犯是共同歸責的邊緣人物。其五，正犯與共犯之間并非質的不同，而僅有量的差異；應當根據行為在社會系統脈絡中表達出的意義份額，規范性地確定各參加者是正犯還是共犯。其六，我國刑法規定的主犯與從犯區分了共同歸責的核心人物與邊緣人物，既不是單一制，也不是僵化的以構成要件為中心的傳統區分制，而是歸責意義上的區分制。
共同犯罪理論歷來被視為刑法學中“最混亂與最黑暗的”部分，犯罪主體數量的增加使各種問題的復雜程度呈幾何級上升。本書去繁就簡，結合歸責理論直指共同犯罪理論最本質的問題，為理解共同犯罪提供了新的視角與方向，拓展了共同犯罪理論的深度與廣度。同時，本書的研究以對犯罪的規范性理解為中心，提倡一種規范主義與功能主義的理論圖景，對于中國刑法學未來的整體發展走向而言，無疑也具有啟發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