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張海鵬出生于湖北漢川。六十余載投身史學研究，他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引，深耕中國近代史領域，厘清歷史線索、推動分期定論，牽頭構建臺灣史學科體系，以扎實的學術成果回應時代需求。近日，本報記者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榮休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海鵬，探尋他以史立言、以學報國的治史之路。
以史實為依據澄清謬誤
《中國社會科學報》：張老師，您好！非常榮幸能有機會采訪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近代史基本線索問題曾引發史學界的熱烈研討，您作為這場討論的積極參與者，更是“兩個過程”論的核心代表人物。那么，這一核心學術觀點的形成背后，受到了哪些時代背景的推動與個人學術積累的支撐？在研討過程中面對諸多不同見解，您又是如何堅守并系統論證這一觀點的？
張海鵬：改革開放初期，學術界興起了一股反思熱潮，然而其中一些聲音卻走向了極端——不僅過度否定毛澤東思想，甚至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一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科學定位提出質疑，更有觀點無端夸大資產階級在近代中國的歷史作用，這與歷史真實嚴重不符，讓我深感憂慮。恰在此時，黃克誠同志發表了正確評價毛澤東思想的文章，字里行間的真知灼見如明燈引路，愈發堅定了我堅守毛澤東思想闡釋中國近代史學科體系的立場。毛澤東同志提出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與“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封建統治”的“兩個過程”論，深刻揭示了近代中國歷史的本質，自此成為我學術研究中核心觀點的理論根基。
1983年，面對學術界的亂象與爭議，我下定決心撰文回應，要以史實為依據澄清謬誤。經過一年的苦心鉆研與反復打磨，1984年，《中國近代史的“兩個過程”及有關問題》一文終告完稿，并于《歷史研究》上發表。在后續的學術探討中，我進一步明確論證：近代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始終受到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雙重壓迫，發展程度有限，根本不具備主導中國歷史進程的條件；而毛澤東思想的“兩個過程”論，恰恰精準把握了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與歷史發展規律，是解讀近代中國歷史的鑰匙。令人欣慰的是，我的觀點得到了眾多學術界同仁的支持與響應，也為推動中國近代史基本線索問題的深入探討貢獻了一份力量。在我看來，治史當以追求真理為初心、以還原歷史本真為使命，這場學術爭鳴不僅澄清了是非，更堅定了我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指導近代史研究的信念，在此后多年的學術道路上，這份堅守始終未曾改變。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在近代史研究中，突破了學術界以往以五四運動為界劃分中國近代史與中國現代史的傳統認知，提出了中國近代史分期的新見解，并力圖建構統一的理論體系。這一創新的學術思考是如何萌生的？在該體系建構的過程中，您重點考量了哪些歷史維度與學術邏輯？
張海鵬：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問題是跨越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爭議，核心始終圍繞時間界限的劃定與劃分標準的取舍展開。作為親歷者與研究者，我全程見證了這場學術探索的曲折與收獲。早年間，以范文瀾先生為代表的學者率先給出了清晰的答案。1947年，他提出中國近代史的分期框架，核心是強調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形態的連續性，這一觀點為早期的近代史研究確立了重要遵循。
1954年，《歷史研究》創刊號發表了胡繩先生的《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文中主張以五四運動為界，將1840—1919年定為近代史，1919年之后歸為現代史。這一觀點一經提出，立刻引發了1954—1957年間全國性的學術大討論，學術界由此分化為“革命性質分界論”與“社會性質本位論”兩派觀點。
改革開放后，學術氛圍愈發寬松，相關討論也走向深化。1981年，胡繩先生出版《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時，通過對歷史的再梳理與反思，主動修正了早年的觀點，認可了1840—1949年作為中國近代史完整時段的合理性，這讓我深受鼓舞。此后，我與學術界同仁進一步展開系統論證，于1998年正式提出“沉淪—谷底—上升”的理論框架，核心依然是立足社會形態的統一性，明確1840—1949年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形成到終結的完整歷程——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開始逐步“沉淪”，1900—1920年（即清末到北洋軍閥時期）達到“谷底”，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歷史進程便開啟了不可逆轉的“上升”階段，這一理論也為分期爭議的解決提供了更具說服力的學術支撐。
最終，1840—1949年的分期方案成為學術界廣泛共識，并在2011年被正式確立為中國近代史的學科標準。這一統一的分期標準，以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學說為理論根據，為中國近代史研究搭建了堅實的學科基礎，我主編的《中國近代通史》就是按照這個新的學科標準撰寫的，在中國近代史學界發揮了較好的作用。
涉足國史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報》：據了解，您迄今已發表中國近代史研究理論方法、專題研究，以及涉港、澳、臺與中日關系等方向的著作20余種、文章400余篇，學術成果豐碩。在這數十載的研究積累中，哪一部著作或哪一篇文章的創作過程讓您最為難忘？背后是否有值得分享的學術探索故事或研究經歷？
張海鵬：2025年是我學術成果豐碩的一年，全年公開發表的文章超過20篇，其中既有深耕多年的嚴謹學術論文，也有回應時代關切的理論文章，多篇文章獲得超出預期的關注。其中一篇學術成果的誕生，來自2024年一次臨時的學術報告。當時，我應相關單位之邀，作一場小范圍的學術分享，事前并未準備完整講稿，僅列了簡單提綱。但在分享過程中，圍繞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的諸多思考自然流淌，我提出了不少此前未曾系統闡述的全新觀點。沒想到這次即興分享引發了在場同仁的熱烈反響，講稿經后續整理、補充與反復修改后，最終以《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的幾個理論問題》為題發表，這也成為我跨界涉足國史研究的開篇之作。
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一些學術界此前較少觸及的新見解。其一是關于土地制度變革的思考。土地改革其實只是實現了土地私有制的主體轉換，而1955—1956年的農業合作化，才真正完成了土地從私有到公有的根本變革，隨后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則進一步鞏固了土地集體所有制。值得注意的是，改革開放后雖然取消了人民公社制度，但保留了土地集體所有制，這一制度成為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規模建設的重要物質基礎，為后來的城市擴張、交通建設等提供了堅實的土地保障，彰顯了中國特色土地制度的獨特優勢。
其二是關于農村革命根據地研究的新論斷。通過梳理大量史料并結合長期思考，我將農村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劃分為三個清晰的階段：井岡山、贛南閩西根據地時期是革命根據地理論的初創期，在這一階段我們黨探索出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正確道路；敵后抗日根據地時期是革命根據地理論與實踐的成熟時期，根據地不僅成為抗日的重要陣地，更積累了豐富的執政經驗；解放戰爭時期則是革命根據地理論與實踐的收獲時期。更重要的是，我首次明確提出，1949年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提出黨的工作重心從農村轉移到城市，標志著即將成立的新中國是完全統一的，是為中國的現代化而奮斗的。這一重大決策標志著革命根據地理論和實踐的正式終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的起點，為國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學術視角。
這些觀點的形成，并非一時興起，而是源于長期的學術積累與持續思考。即便此前我并未專門深耕國史領域，但多年研究中國近代史的經歷，讓我對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演變有著系統的理論認知。
填補大陸臺灣史研究空白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在2005年帶領團隊啟動臺灣史系統研究，推出的《臺灣簡史》《臺灣史稿》被視作大陸臺灣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彼時該學科建設剛起步、研究基礎相對薄弱，您是如何規劃兩部著作的差異化定位，使其形成互補、共同筑牢大陸臺灣史研究學術根基的？
張海鵬：200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啟動臺灣史學科建設工作，組織上把牽頭推進這一重任交給了我。當時，臺灣史在大陸尚未形成獨立學科，從事研究的人員很少，相關研究分散在近代史、邊疆史等不同領域，缺乏系統梳理與整合，甚至存在諸多學術空白，推進學科建設可謂任重道遠。為改變這一現狀，200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專門成立了相關研究機構，為臺灣史學科的起步奠定了堅實基礎。
面對當時臺灣史研究零散、缺乏體系化成果的局面，我深知當務之急是推出具有標桿意義的著作，填補大陸學界的研究空白，同時為學科發展搭建基本框架。經過反復考量，我和同事們規劃了兩部核心著作——《臺灣簡史》與《臺灣史稿》，并確立了“先簡后詳、分層定位”的推進思路：先以簡明讀本勾勒臺灣歷史的整體脈絡，滿足大眾認知與海外傳播需求；再以鴻篇專著構建完整的學科體系，為學術研究提供規范范本。
為確保著作質量，我和陶文釗研究員組織相關領域學者組成編寫團隊，經過集中討論，逐一審定寫作方案、框架結構與核心觀點，明確研究邊界與學術規范。編寫過程中，團隊成員合力攻關，克服了史料分散、部分領域研究薄弱等諸多困難。2005年，“臺灣歷史研究”（即《臺灣史稿》編寫項目）成功獲批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課題，為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學術支持與資源保障。經過多年潛心打磨，2010年《臺灣簡史》正式出版，成為大眾了解臺灣史的權威讀本，還出了英文譯本，向海外發行；2012年，《臺灣史稿》順利問世，以其系統性、學術性填補了大陸臺灣史研究的體系空白，成為該領域的奠基之作。著作出版后，我們仍持續關注臺灣史研究的新進展與新史料，2025年，《臺灣史稿》推出重印版，針對部分學術觀點進行修正完善，補充最新研究成果，夯實學術根基。
這兩部著作的編寫與出版，不僅回應了臺灣史學科建設的迫切需求，為大陸學界培養臺灣史研究人才、開展相關學術研究提供了統一的學科基礎與入門必讀文獻，更在關鍵歷史節點發揮了重要作用——它們以扎實的史料、嚴謹的論證，清晰闡明了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歷史事實，有力駁斥了“臺獨”分裂勢力的虛假言論，為反“臺獨”、促統一事業提供了堅實的學術支撐。回望這段學科建設歷程，從搭建平臺到規劃著作，從組織攻關到反復修訂，每一步都凝聚著團隊的心血，而能為臺灣史學科奠定基礎、為國家統一大業貢獻學術力量，于我而言，既是學術使命的踐行，更是一名史學工作者應有的責任與擔當。
《中國社會科學報》：當下臺灣史研究面臨著復雜的學術與現實環境，提升學術話語權與社會影響力成為重要課題。您認為，在史料挖掘與整理、研究方法創新、學術成果傳播與轉化等方面，目前最需要重點推進哪些工作？
張海鵬：提升臺灣史研究的話語權與影響力，需緊扣史料、方法、傳播三大維度，立足唯物史觀，圍繞一個中國原則展開系統性推進，核心是讓臺灣史的歷史真相成為國內外共識。在研究方法方面，需堅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融合多學科研究方法，將臺灣史研究置于中國通史的視野中展開，通過兩岸史、中外史對比研究，凸顯臺灣與大陸的血脈與文化聯系；同時注重實證研究與理論闡釋結合，用史料實證打破“臺獨”所謂“臺灣自古是一個國家”的歷史謬論，論證臺灣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讓研究結論更具說服力。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曾提出，“歷史為現實服務是從借鑒歷史經驗的意義上說的，而非簡單為現實政治服務”，這一原則始終貫穿于您的研究。在探討中日關系、港澳問題、臺灣問題等與現實關聯緊密的議題時，您是如何具體踐行這一原則，既從近代歷史中汲取智慧、回應現實，又始終保持學術研究的客觀性與獨立性的？
張海鵬：我秉持著“歷史為現實服務，而非簡單迎合現實政治”的學術原則，在數十年的治學之路中，亦堅守研究的客觀性與獨立性。在涉及中日關系、港澳問題、臺灣問題等諸多現實議題的研究中，始終立足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以翔實可信的史料為根基，深入闡釋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不盲從、不附會，只以歷史真相為依歸。
我的研究核心是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揭示歷史現象背后的本質問題。比如，通過梳理大量文獻史料與考古證據，明確論證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過回溯近代以來港澳地區的歷史沿革與時代潮流，闡明港澳回歸祖國的歷史必然性。這些研究，既是為世人理解當下的現實議題提供堅實的歷史依據，讓人們看清問題的來龍去脈，也是為解決相關問題汲取寶貴的歷史智慧，避免在現實抉擇中偏離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
我所倡導的“服務現實”，絕非依附于具體的政策條文、隨波逐流，而是牢牢錨定中國歷史發展的大方向與黨的路線方針。通過系統梳理歷史脈絡、揭示歷史發展規律，嚴謹辨析歷史是非，在意識形態領域主動發揮引領作用，澄清模糊認知、駁斥錯誤言論。唯有讓當下與后世的人們都能透過真實、完整的歷史認知，看清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才能更好地把握現實走向、堅定前行信念，這正是歷史研究的價值所在，也是我畢生為之奮斗的學術使命。
推動建立馬克思主義史學學派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李細珠曾評價，您寫文章針對不同學術意見時會“直呼其名”，這種直面分歧的“戰士型”學術風格，也成為您的真實寫照。您認為，這種直面分歧的學術態度，對推動史學領域的學術爭鳴與學科整體發展有何重要意義？
張海鵬：“直呼其名”確實是我的風格。在學術討論中，我向來直抒己見，對于不贊同的觀點，會明確點出相關學者的姓名、文章及著作，清晰地闡述自身的見解與理由，決不會含糊其詞地籠統批評。在我看來，公開出版的學術成果本就理應接受公開、明確的學術討論，觀點的正誤無需回避，皆可通過理性辯論來厘清，這才是學術研究應有的坦蕩與真誠。
這種直面問題、以理服人的治學態度，也讓我的不少文章引發了學術界的廣泛反響。比如，袁偉時教授發表《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的文章，否定反侵略斗爭，詆毀歷史教科書，影響惡劣。我僅用5天便完成15000字的《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的歷史主題》文章，駁斥其錯誤觀點。那篇回應文章憑借扎實的史料、鮮明的學術立場和嚴謹的論證邏輯，成為當時備受關注的學術討論熱點。
《中國社會科學報》：如今您已八十多歲高齡，仍深耕史學研究、筆耕不輟，始終堅守“坐冷板凳”的治學初心，這份數十年如一日的學術熱忱令人敬佩。想請您分享，是什么樣的信念與內在動力，支撐著您在學術道路上始終保持執著探索、潛心研究的狀態？
張海鵬：支撐我數十年深耕學術研究的核心信念與不竭動力，源于對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這三大體系的堅定追求。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為指引，我堅持每年刊發文章，專門探討相關議題。在這些研究與論述中，我立足中國自身的歷史與社會實際，深入反思自洋務運動以來中國向西方學習的漫長歷程，細致辨析其中的成敗得失——既不盲目否定西方工業文明的可取之處，更不忽視中國國情的獨特性與中國歷史發展的特點。
伴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蓬勃發展與國家綜合國力的穩步提升，我們已然具備客觀比較中西發展路徑優劣的充分條件。這一時代背景，更堅定了我突破西方學術話語桎梏的決心，也為我重建符合中國國情、彰顯中國特色的學術范式提供了堅實基礎與廣闊空間。與此同時，依托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工作室的機制平臺，我力求在院內培育和建立起具有鮮明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學派，堅持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為指導，去詮釋中國歷史的發展脈絡、中國近代史的核心議題以及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各類問題，讓學術研究真正扎根中國大地、回應時代需求。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剛才提到了學部委員工作室，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工作室的核心建設者之一，目前您領銜的工作室正重點推進哪些學術工作？未來還將聚焦哪些研究方向、開展哪些特色學術項目，以持續為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創新與學科高質量發展賦能？
張海鵬：2024年，我有幸以榮休學部委員的特殊身份獲批成立學部委員工作室。依托這一學術平臺，我成功匯聚了多個單位的優秀科研人員，我們秉持共同的學術追求，明確了“建設馬克思主義史學學派”的核心目標，同時規劃在3—4年內集中攻堅五六項重點學術項目，旨在為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貢獻堅實力量。
當前，工作室重點推進的學術任務包括：撰寫《中國近代史》《中國近代史概述》《抗日戰爭史概述》，深化中國式現代化理論與歷史根據地研究，以及著述《臺灣史研究概述》《毛澤東思想概論》。其中，《中國近代史》與《中國近代史概述》兩部著作的書稿已正式交付出版社，期待通過系統的史實梳理與學理闡釋，為讀者搭建起清晰、準確的近代史認知框架；《抗日戰爭史概述》的編撰工作已完成大部分書稿，正處于打磨核對階段；其余項目也按照既定研究計劃在穩步推進。
未來，工作室將持續聚焦中國近代史、抗日戰爭史、臺灣史、中國式現代化等核心研究領域，始終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立足中國歷史與現實實際，充分發揮跨單位協作的學術優勢，通過系統性的學術研究與理論建構，為當代中國史學研究的創新發展提供堅實學理支撐，為社會進步注入歷史智慧。我始終堅信，學術研究唯有扎根中國大地、回應時代需求，才能真正彰顯其經世致用的價值與穿越時空的力量，而我們也將以扎實的學術成果，推動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建設不斷邁向新高度，不辜負新時代的期望，不辜負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委托。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孫美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