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劉小萌的新著《清代滿漢關系史》甫一問世，就受到學術界關注。筆者研讀之下獲益良多，現就讀書體會與讀者分享。
關注明清鼎革以來的民族互動
清代是以滿洲貴族為統治核心的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其本身的特殊性決定了滿漢關系成為清史最為重要的內容之一。在歷代少數民族中，唯有元代蒙古族和清代滿族入主中原，并且建立起統治眾多民族的大帝國。無論從享國之日久，還是對中國歷史影響之深遠來說，后者的影響力都超過前者。研究清代以來的政治、經濟、文化，都難以與滿漢關系這一線索區隔開來。
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學者多從側面對清代社會進行研究，如對八旗制度與清代社會的研究，對不同時期、不同區域的旗人社會，清政權對漢族上層的懷柔與控制的研究等，鮮有專門針對清代滿漢關系的學術專著。這種情況既與清代滿漢關系的復雜性有關，也與民族問題及理論的敏感性相關。明末到民國的幾百年間，滿漢關系經歷了復雜的演進歷程。時間跨度長、文獻浩繁、疑難點多，梳理起來具有特殊難度。該書的問世，對明晚期到民國時期的滿漢關系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
針對學術界已有研究的薄弱部分，全書將明清鼎革以來的民族互動作為一條主線貫穿始終。書中就滿漢政治關系、經濟關系、文化關系的內涵與變化，包括京師、內地與邊疆地區在內不同區域滿漢關系的異同，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滿漢關系演變加以考察。如作者強調的，“回顧清朝歷史，滿漢關系始終是貫穿其間的一條基本線索。此一線索的延伸與演變，不僅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清王朝的興衰，對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影響”。作者在書中第一章討論明末以來女真在遼東的活動后總結道：“社會動亂導致的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推動了遼東漢人的‘女真化’與女真人的‘漢化’進程。”用這樣一種理念觀照清代滿漢關系，成為該書的一大特色。書中指出，明亡清興的時期，也是女真（滿）與漢關系由和平交往轉向全面沖突的重要年代。
關于入關以后到清中葉的滿漢關系，作者提綱挈領地總結為，在清王朝走向強盛的同時，滿人融入中華文化的程度日深，奠定了滿漢文化認同、國家認同的基礎。在王朝臻于鼎盛、疆域空前遼闊的背景下，統治者“已深深陶融于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中華文化”。鴉片戰爭以后，清代經歷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社會面貌發生深刻變化，滿漢關系由此進入新階段，總結這一時期社會歷史變化的八個新特征，核心要義是滿漢隔閡進一步消融。“經過二百多年的密切交往，各地滿漢雜居程度不斷加深，滿人地域化傾向明顯，滿漢隔閡進一步消融。”進入民國時期，滿漢關系掀開新篇章。八旗制度瓦解，滿人改歸民籍，走上“自謀生計”之路。
簡略而言，每個歷史時期，清代統治者與整個旗人族群和漢族及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華文化的關系，始終是該書主線，層層遞進，展示了中國的民族關系自明后期以來發展變化的宏闊場景。
站在中華民族史高度回顧滿漢關系
基于對滿漢關系發展歷程的深入探索，作者將全書分為三編：以“清前期”為上編，包括關外時期的清太祖、太宗二朝及入關后的順康雍三朝，作為滿漢關系的開篇。這一時期，滿漢關系從激烈斗爭甚至戰爭對抗逐漸轉到關系緩和，開啟了滿人融入中華文化的進程。清中期乾嘉道三朝，在王朝走向強盛的背景下，滿人融入中華文化程度日深，奠定了滿漢文化與國家認同的基礎。晚清時期即咸同光宣四朝，延及民國，滿漢關系在激烈動蕩前行中走向新階段。
從研究時段來看，該書涵蓋了明、清和民國三個歷史時期，是一部長時段、大歷史、視野宏觀的史學著作；其洋洋150萬字，是站在中華民族史高度回顧與俯瞰300多年滿漢關系的著作。
與此同時，該書還是一部注重歷史細節、精于考證的實證史學著作。如書中關于清代官員的幕客師爺的討論、關于清代京師及京畿地區契約與土地買賣問題，以及文化陶融背景下的滿漢通婚問題等，均有精詳考證。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該書是作者長期學術積累的成果。作者從事清史與滿族史及滿漢關系研究已有40余年，曾先后師從史學大家王鍾翰先生、蔡美彪先生，碩士、博士論文均與八旗制度和滿族發展相關，代表作《愛新覺羅家族史》《滿族從部落到國家的發展》《清代北京旗人社會》《清朝遺跡的調查》等，在清史界和滿學界頗具影響。
通觀全書，具有如下特點。第一，史料豐富。僅以書后所附參考文獻來看，包括檔案、契約、碑刻、族譜、方志、筆記、文集及中外各類論著等資料，體現出作者對史料的熟悉程度和深厚的學術積累。
第二，具有創新性。該書在選題、視角等方面多有突破，相關專題研究具有創新意義，如八旗會館與滿漢關系、京城旗民分布格局及其變化、旗籍商人與民籍商人等。
第三，重視滿文資料的運用。作者自碩士時期就已學習并運用滿文資料。在書中，他利用軍機處月折檔、內務府奏銷檔、盛京黑圖檔等大量滿文檔案，析疑解難。例如，在清入關前的相關敘事中，大量運用《滿文老檔》等文獻；關于天聰年間成立的“內三院”命名問題，也運用滿文原文進行解讀。又如，引用并翻譯了內務府刻本《清文鑒》，回答了康熙時期“何為滿族”的問題，對此時滿族自我認同進行了較為精準的表述。
第四，重視田野考察成果。作者重視田野考察，屢有調研報告發表，如關于山東青州滿族的調研報告、各地八旗會館的考察報告等。調研報告在書中也有諸多體現。值得一提的是，在講到辛亥革命時期各地旗人的經歷時，作者引用自己赴荊州八旗駐防故地調研的記錄，概述了荊州駐防旗人在“大遣散”時期的慘痛經歷。
第五，堅持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作者熟悉日、韓、美、俄等國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對21世紀初以來海外學者關于清史研究的不同觀點進行了探討和商榷。書中對美國柯嬌燕、路康樂等學者有關滿漢關系的錯誤觀點，不是簡單地批駁，而是以翔實史料為基礎，通過嚴謹考證，就其方法論的粗疏及“以論代史”的偏向進行了舉證和駁議，從多角度闡明了滿漢民族在長期歷史交往中逐漸融合、文化日漸陶融的基本趨向。
全書結語部分，對滿族的多元認同、滿族與中華民族、滿族人口變遷與清代國家性質等議題，以及清代滿漢關系的發展階段、特點與影響，從理論上加以歸納總結，升華了對清代滿漢關系的整體認識。
（作者系湖北大學講座教授、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