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雯婧（近代史研究所）
法國是西方漢學重鎮，對中國歷史的研究積淀深厚。二戰后，法國學人開啟了以中國革命史為中心的中國學研究。在代際傳承中，研究群體不斷壯大，成果豐碩。有別于傳統漢學隸屬于“亞非語言與文化學”，中國近代史研究學者分屬歷史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呈現法國史學注重社會科學方法的研究范式。由于中國近代史與早期的“漢學”都屬于“對中國的研究”，該領域成果同樣被納入法國漢學協會等以傳統漢學為主的考評體系中。
廣義“漢學”的興起
法國對中國歷史的關注，可追溯至歐洲啟蒙運動“中國熱”背景下法國“傳教士漢學家”杜赫德、馮秉正等人著手撰寫的多卷本中國通史。此后法國的中國研究集中于雷慕沙及其繼承者儒蓮等人的漢語音律、中國文學等領域。自鴉片戰爭清廷被迫與歐美國家建立現代主權國家的外交關系后，大批法國駐華官員、商人、記者來華，其中一些人成為“在中國本土形成的新的實踐型專家群體”。自此有關中國的法文著述可分成兩種。一種以沙畹、伯希和、馬伯樂為代表、傳承以往漢學研究統緒的研究者開辟西域—南海史、藏學、蒙古學、敦煌學研究，形成西方漢學“法國學派”。另一種以19世紀旅滬法國人高第為代表，編著《中國與列強關系史（1860—1900）》《第二次鴉片戰爭法國外交史料》等有別于傳統漢學領域的中國史書籍，向法國學界引介鴉片戰爭前后的中國歷史。只是在高第之后，法國學人對近代中國的研究并未形成體系并得以傳承。
這一情況在“二戰”后發生重大變化。戰后初期，費弗爾和布羅代爾為重建法國社會科學研究創建了法國高等實踐學院第六系。20世紀50年代，白樂日提出“宋史計劃”，旨在積極提倡超越傳統漢學以語言和文化方法為中心的研究范式，轉向現實問題研究。在美國區域研究和中國研究逐漸盛行的背景下，法國社科界同步推行“文化圈”項目，啟動法國的“區域國別研究”。以近現代中國為研究對象的“中國文化圈”成為宋史計劃的首批項目。在有關近現代中國的資料、機構和相關研究人員極為欠缺的情況下，布羅代爾倡議并組織籌設“中國研究與資料中心”，依托國立現代東方語言學校（今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培訓漢語人才。在此背景下，抗戰時期法國的駐華武官助理紀業馬（又譯紀亞瑪），以及對中共革命產生濃厚興趣的左翼歷史教師謝諾開辟出研究近現代中國的道路。
以革命史為中心的
早期中國近代史研究
紀業馬對中國革命的觀察和中共黨史的研究，成為戰后法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最重要的開端。1937年，紀業馬以駐華武官助理的身份被派遣至中國，并專門從事對華政治與軍事方面的觀察工作。在華期間，他親歷軍閥政爭、全面抗戰爆發以及解放戰爭等重大事件，深入了解中國政治、外交、軍事內情，在重慶時還同時與國共兩黨高層密切來往，搜集到大量有關中國革命和中共的一手資料。新中國成立不久后，紀業馬即返回法國，并于1951年在布羅代爾的授意下開始負責籌建“當代中國研究與資料中心”。此資料中心早期大部分有關當代中國的資料均源自于紀業馬在華時期搜集的各方文獻。同時，他還開始在索邦大學講授中共黨史課程。在履行完中法建交的任務之后，這位資深外交官和“中國通”專注于中國研究，并在中共黨史課程講義的基礎上先后出版《中國共產黨黨史（1921—1949）》、《執政的中國共產黨（1949—1979）》。這兩本書出版后迅即被譯為英文，并在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圈中產生很大反響。費正清評價此二書為“研究中共黨史的基本參考著作”。
另一位關鍵人物謝諾原是巴黎大學鉆研中世紀宗教的一位歷史系學生，二戰期間曾因抵抗納粹的活動被捕入獄。二戰結束后，他受該組織委派前往亞洲考察，先后在越南和中國游歷，這一經歷成為其志業的轉折。謝諾曾在法共理論刊物《思想》發表《我們應該怎樣研究東方？》。文中表明，二戰后越南及亞洲其他國家高漲的民族解放運動，以及他在華游歷時期對國共兩黨的接觸和觀察，強化了其反帝傾向及基于民族和階級革命視角深入把握中國革命的研究意識。此外，他迫切希望摒棄服務于西方殖民擴張的“資產階級的東方學”，開啟對“東方”各國近現代社會經濟史和政治形態演變的“新的東方學”。回法后，謝諾選擇以中國近代工人階級群體的誕生、形成及其在中國革命中的角色為研究對象。1962年，謝諾在法國高等實踐學院第六系主任布羅代爾、國際關系史大家勒努萬和巴黎大學社會經濟史教授拉布魯斯的共同支持和指導下，完成并出版博士論文《中國工人運動史（1919—1927）》。法國學界評價該書為“西方史學家立足中國檔案和史料并結合外文文獻完成的第一部20世紀有關中國社會發展的學術著作”。更為重要的是，謝諾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執教于巴黎各高校，多年來開設的中國農民運動、第三世界社會民族運動等課程及講座吸引了一大批關注東亞、中國革命的優秀法國年輕學生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其中畢仰高、白吉爾、巴斯蒂、王楓初、魯林、白夏等學者繼承了他對中國革命的關切，并在工人運動研究基礎上，將視野延伸至農民運動、辛亥革命、秘密會社、上海史、海外華人史等領域。
法國學界中國近代史研究的
發展與思考
戰后中國近代史研究至今已傳承六代學人。謝諾及其指導的第二代學人關于中國革命重大問題的研究著作在海內外產生重要影響。畢仰高《中國革命的起源（1915—1949）》《西安事變研究》《歷史的覆轍：中俄革命之比較研究》，白吉爾《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上海史：走向現代之路》，巴斯蒂《20世紀初中國教育改革的多重面向：以張謇著述為中心》《清末中國社會的演變（1873—1911）》，王楓初《移民與政治：中國留法勤工儉學生（1919—1925）》至今仍為同領域的重要著述。他們對中國近代工人階級、農民運動、資產階級和社會潮流的形成及演變等問題的關切，契合戰后法國學界占主導地位的左翼思想，也助推了社會輿論對共產主義的普遍支持。謝諾談道，參與時代爭鳴，通過思想的戰斗改變世界是知識分子的社會使命，哪怕改變是微不足道的。“研究中國革命史并以此與聲援中國革命聯動”則是謝諾選擇的使命。在“年鑒學派”影響下，該選擇還是他嘗試“通過社會運動和社會生活詮釋國家和社會關系以及政治權利滲透”的生動體現。
20世紀60年代歐洲和世界政局逐漸轉向，法國社會的親共熱情和左翼思想逐漸冷卻。史學家開始提倡對戰后“輝煌三十年”主導史學研究的年鑒學派范式進行反思。政治史、文化史和“新社會史”等方法受到推崇。這一傾向對中國近代史研究亦有影響。不僅謝諾在學術壯年時提前離開深耕30年的革命史領域，轉向法國本土社會運動和太平洋史的研究，并且第三代和第四代學者也不再執著革命史，轉向制度史（魏丕信）、法律史（鞏濤）、海洋史（吉浦羅）、思想史（諾埃勒、趙成煥、王曉苓）、教育史（蕭小紅）、社會史（安克強、包利威）等。除師承謝諾一脈的學者外，不乏其他關注近代中國的學者，如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歷史研究中心魏簡及其學生徐董祥、白錦麟關注中國近代文學史和情感史等。
歷經六代學人積淀，法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為學界作出重要貢獻的同時，也暴露出若干問題。就方法和對象而言，受美國“新文化史”、英國“回歸敘事”等范式影響，法國史學界的研究興趣發生轉移。以近代中國為研究對象的學者從政治史、法律史、制度史轉向動物史、林業史、兵器史、科技史、慈善史、賭博史、廣告史等問題。大量新的問題使得研究更顯分散，不利于產出如第一、二代學人那樣有傳承、創新和影響力的成果。就史料而言，法國學人對中文一手史料，主要是對近些年中文學界大量已刊或已數字化的史料利用不夠。就對外交流程度而言，中法在近代史領域的學術交流活動極大減少。值得關注的是，中文和中國文化對法國年輕人的吸引力明顯下降，法國優秀的青年人才儲備不足。此外，文科經費的削減和高校科研機構中教職編制的縮減、國內學界對法文相關成果關注較少等原因客觀上也制約了法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發展。
法國能為中國近代史重大問題的研究提供大量視角獨特的一手史料和不同于英美學界的研究視野。我們應重視這一“他者”的視角，持續關注法國學界的成果，重視與法國學者的交流和對話。這不僅是推進中國近代史研究和海外中國學發展的重要一環，也是構建中國近代史研究自主知識體系和加強中外文明互鑒的題中之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