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博（古代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副主任）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深刻闡明了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為我們從歷史深處探尋文明基因、堅定文化自信指明了方向。結合自身研究，我想匯報兩點體會，主題為“物歸其境”與“觀念溯源”——在古史研究中探尋中華文明的內在連續性。
第一點體會來自郭沫若的研究啟示：堅持“物歸其境”，以唯物史觀把握文明發展的物質根基與邏輯脈絡。郭沫若是古代史研究所的奠基人，也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開創者。他研究古器物與考古資料有一個核心方法，我稱之為“物歸其境”。簡單說，就是極力將文物、文獻還原到它最初產生、使用的具體歷史情境中，用聯系的、整體的視角進行分析，避免信息流失，從而實現“透物見人”“以物論史”。
對我而言，“物歸其境”更是研究實踐中的切身準則。當我親身參與出土簡牘的整理、保護時，面對一枚枚珍貴簡牘，我不是把它們看作一個個孤立的文字載體，而是想象它們在兩千多年前，也曾被鄭重放入簡冊，置于案頭，作為行政、法律的依據，或是擇吉、行事的指南。這些簡冊擺放區位、編聯順序，本身就是古人知識體系與行為邏輯的物化呈現。只有盡可能復原這種“情境”，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一條律令如此表述，一段《日書》那樣書寫。
“第二個結合”要求我們把馬克思主義魂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脈相結合。“物歸其境”作為唯物史觀指導下的一種方法論，恰恰是打通“實物”與“思想”，實現這種結合的有效路徑之一。
第二點體會來自出土秦簡的實證驚喜：追溯“中華”觀念的形成，體會文明特性的深厚歷史根源。關于“中華”觀念，過去依據傳世文獻，普遍認為“中華”一詞遲至魏晉才出現，是“中國”與“華夏”融合的結果。然而，出土文獻顛覆了這一認知。北京大學藏秦簡《日書雜抄》中，出現了“中華”的記載，并與“寇地東”“寇地南”等占辭并列，指代“中央華夏之地”。這枚簡牘的書寫年代，經分析是在秦統一之后。這意味著早在秦代大一統前后，“中華”的觀念已經孕育，且已具備地域與文化雙重指征。
這一發現并非孤例。睡虎地秦簡到岳麓秦簡的一系列變化，勾勒出了“中華”共同體凝聚的進程。秦簡所揭示的“中華”觀念形成過程，為中華文明的五個突出特性提供了最早的制度性注腳。秦的郡縣制與編戶齊民推動了“統一性”；對屬邦“秦人華夏”的改造體現了“包容性”；“故塞徼外”的防御態勢映襯了“和平性”；而整個觀念從萌芽到成形的動態過程，本身即“連續性”與“創新性”的鮮活案例。這讓我深切感到，今日我們所總結的文明特性，絕非憑空而來，而是根植于數千年前國家建構與人群互動的深層實踐。
當我們透過簡牘帛書，觸摸到古人生活的溫度、感受到觀念生長的脈搏時，那種與歷史相連、與文明同行的真實感，便是我們工作的最大意義與動力。未來，我將繼續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在“物歸其境”的指引下，深耕細作，努力從更多出土文獻中，發掘、闡釋那些構成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具體歷史環節與細節，為構建中國自主的歷史學知識體系貢獻一份微薄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