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濤（考古研究所）
受獨特地理環境的限制，青藏高原既往考古工作基礎相對薄弱，這極大制約了學術界與公眾對該區域古代社會發展的認知。《青藏高原絲綢之路的考古學研究》一書，全面搜集、深度分析數十年來青藏高原各地的大量考古新材料，系統論證“青藏高原絲綢之路”概念，以實物證據鏈勾勒出從史前到吐蕃時期，高原文明與中原及周邊區域持續交流互動、逐步融入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歷史軌跡。同時，通過追溯各類出土遺物的屬性、來源與產地，厘清不同文化因素的交流、借鑒與傳播路徑，打破“高原文化孤立發展”的固有認知，揭示古代高原先民跨越天然屏障、將青藏高原逐步發展為亞洲腹地交通紐帶，進而融入歐亞大陸文化交流網絡，并最終孕育出兼具開放包容特質與鮮明地域特色的高原文明的歷史進程。
本書分為上下兩冊：上冊結合豐富的文獻記載，聚焦青藏高原北部絲綢之路的考古學研究，全面系統梳理分析青海地區漢晉至吐蕃時期的考古資料，重點甄別與探討吐谷渾、吐蕃時期遺存的屬性及二者間的相互關系；下冊圍繞青藏高原西部（西藏阿里）絲綢之路展開考古學研究，通過解析西藏西部的考古新發現，結合周邊國家和地區的考古新材料，重建穿越喜馬拉雅的古代絲綢之路路網體系，復原其形成、發展與興盛的歷史脈絡，同時對該區域考古學文化進行初步的分區、分期研究與跨區域文化因素分析，初步建立西藏西部考古學文化編年體系。
青藏高原獨特的地質構造與自然環境，決定了古代交通路線與人群遷移的基本走向。高原境內山系、河網密布，且多呈東西、西北—東南走向，早期高原人群的交通與文化交流遂沿山川走向展開，以東西方向為主導；加之地理空間的鄰近性，使得青藏高原北部與西部成為青銅時代至漢晉時期，與陸地絲綢之路主干道關聯最為緊密的兩大區域。
與中原、中亞、歐亞草原及周邊地區的頻繁交流互動，推動兩大區域古代文化不斷演進，其發展步調與發展程度均與周邊地區基本趨同。漢晉時期（公元前2—公元4世紀），漢文化沿湟水谷地向西延伸至青藏高原東北緣，這一時期的遺址與墓葬多分布于青海湖以東河湟谷地的農業區，其分布軌跡清晰標示出“羌中道”這一核心交通孔道；這些遺存的文化面貌與中原漢文化基本趨同，同時也遺留著本土羌人、匈奴人的獨特民族印記。吐谷渾時期（公元4—7世紀），高原北部東西走向的絲綢之路被徹底打通，“吐谷渾道”正式形成，柴達木盆地周緣作為東西方交流紐帶的地位甚至超越河西走廊，造就了該地區古代歷史上的首次繁榮。
青藏高原西部的跨區域東西向交流，早在青銅時代晚期便已開啟，來自中亞與歐亞草原的巖畫藝術要素，經喀喇昆侖山脈與喜馬拉雅山脈間的獅泉河寬谷通道東傳，深刻影響藏西阿里地區。依據西藏西部出土遺物的來源與功能，可將其劃分為奢侈物品、貴重物品、稀缺日常物品與本土生產物品四大類，各類遺物共同勾勒出一張宏大的跨區域文化交流網絡。這一以西喜馬拉雅河谷通道為核心的交通網絡，在公元前3—公元1世紀持續發展并走向繁榮，公元2—4世紀成為其發展的關鍵節點。中原漢地的絲綢、漆器等長程貿易物品的輸入，標志著該交通網絡的拓展達到前所未有的廣度與深度，也使得藏西地區的文化發展水平相對領先于高原其他區域，成為刺激“前吐蕃時期”青藏高原內部形成“高原文明”核心要素的主要動因。
受青藏高原內部構造肌理制約，自北向南縱貫穿越多重分水嶺與江河深谷的通道，是所有高原交通路線中最為艱險和充滿挑戰的。吐蕃時期（公元7—9世紀），南北向的“唐蕃古道”成功打通，成為青藏高原古代人類活動史上的重大轉折。該古道打破并跨越了天然形成的多重高山峽谷屏障，并非簡單順應傳統的人群遷移與文化交流路線，這與宋代以后穿越橫斷山脈形成“茶馬古道”的歷程高度相似。因開辟難度極大，唐蕃古道的開通與維護，須依托官方主導，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且離不開高原各民族多方協作。這一通道一經使用便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一方面，為東亞的官方使節、僧侶與商隊開辟了除傳統陸路、海路之外通往南亞的第三條通道，大幅縮短了交通距離與行程時間；另一方面，從人類探索史來看，這個首次由官方組織完成的穿越喜馬拉雅山脈峽谷通道的壯舉，是人類直面極端自然環境、跨越天險實現跨文明交流的偉大創舉，標志著青藏高原絲綢之路交通路網的全線貫通與最終形成，對青藏高原的文化發展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
青藏高原北部吐蕃時期墓葬中，出土了數量豐富、材質多樣的遺物，成為唐蕃共同開發經營青藏高原絲綢之路的直接實物見證。這些遺物涵蓋絲綢、金銀制品、漆木器、陶瓷器、寶石與半寶石等，源自不同地域的官私手工作坊，其中唐文化影響占據主導，部分物品與文化因素則來自中亞、西亞甚至地中海地區；同時，反映其宗教觀和生死觀的墓葬建筑、摩崖石刻、塑像壁畫、彩繪棺槨等遺存，直觀展現了不同文明在該區域的碰撞與融合。吐蕃通過吸納各地的先進技術、藝術風格與文化要素，創造出具有本土特色的器物制度、工藝形制與裝飾藝術。伴隨政治聯姻與民間交往，這些文明成果沿唐蕃古道源源不斷傳入以拉薩為中心的西藏中、東、南部地區，而吐蕃本土的人群、物產與文化也經由這些通道向外傳播輻射。可以說，絲綢之路的跨文化交流，推動了青藏高原的技術進步與社會演進，是西藏文明形成與發展的主要動力源泉。
數十年來，青藏高原的考古發現與研究，以豐富且確鑿的實物證據，書寫了高原文明與中原文明交融互鑒、共同締造中華文明的歷史篇章。正是通過青藏高原絲綢之路的開發與利用，漢藏民族及其他高原民族實現了經濟與文化的相互依存、互通有無，逐步凝聚為不可分割的整體，最終成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中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
